“你现在也长大了，应该能理解父母的决定。毕竟，我们已经把可能对你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了。”
在周围忽然变得非常安静的空气中，我意识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我曾经以为，当整个鹿溪县都在以疯狂的速度努力变得要和其他的城市千城一面的时候，我们家却一直像个孤岛一样保持着一成不变。卷帘门拉上来一天开始，卷帘门拉下去一天结束，日复一日地延续着一种看似永恒的重复。
现在，我才发现，它其实一直在以一种更微小但却同样深刻的幅度在变化着。门外，灯箱上的“和满”两个字经过数千日的日晒雨淋，和字缺了一口，满字少了两人。门内，平静的表面下，挣扎、分裂、凋零、逃离、消亡，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我还记得小时候，妈妈喜欢在夏天穿白色长裙，冬天的时候穿碎花小袄。她通过收音机自学英语，能进行简单的英语对话；还去合工大的夜校学电脑，五笔打字可以盲打；她还坚持订阅《读者》，喜欢听孟庭苇的歌。
我们散步的时候，她会把路边的野雏菊编成一个小花环，戴在我的头上。月亮升至高天，成亩成亩的茶叶像鲸背一样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沙子路在脚下延伸像白色的河流，妈妈对着月亮唱“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路两旁的榆树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轻轻的叹息。
现在，在我眼前，仿佛只是一个抬头间，皱纹已经爬上了妈妈的脸。当年那个充满了活力和诗意的女人现在变成了一个整天双眉紧蹙、脾气暴躁的老妈子，成天和她觉得凡是会威胁到我的成绩和光明前途的一切东西做着斗争，包括她自己。
妈妈以前总说我是破坏大王，什么东西到了我手上总是很快就坏了。而她是那个修复者。家里的电灯泡坏了，她会及时地换上新的；自来水水龙头坏了，她会请水电工上门修好；电风扇坏了，她会骑着电瓶车驮着电风扇跨越大半个县城把它送去维修点修好……总之，家里的东西好像一直在坏着。而她一直在修补着、维系着这个漏洞百出的家。
但是现在，她突然成了那个最大的破坏者。
她要把整个家都拆散。
可是，如果她自己本身也是个受害者呢？
如果妈妈也是个受害者，那谁才是那个真正的破坏者呢？
十六岁的我，想不明白的问题太多太多了……
我缓缓收起录取通知书。
我本以为我会大哭或大闹一场，结果我只是听到自己平静地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去办离婚？”就好像那是去银行取钱一样的平常小事。
“等你去上大学之后吧，”妈妈说，“总之是越快越好。”
录取通知书收到了之后，市里的电视台如约来了。
他们让我举着火红的录取通知书拍照，不断重复着一个要求：“笑一下，笑得开心一点。”
那时候，好多老师已经在鹿河大酒楼几进几出了，只有我们家迟迟没有动静。
鹿河大酒楼，妈妈去问过了，状元宴要1000多块钱一桌，谢师宴也差不多，普通的升学宴也要800多块。其他有名气一点的酒楼也都差不多。而且现在这些酒楼生意都很火爆，要办的话还要提前预订。
最后爸妈决定，就在我们家那条街上的一家小饭店办“状元宴”。楼上最大的包间正好可以放下两桌，一桌请平时关系不错的亲戚朋友，一桌请老师和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小饭店，菜的味道好，而且也实惠。”爸爸说。
“主要是为了和大家分享喜悦，感谢大家的帮助，地方小反而更显得温馨。”妈妈说。
我无所谓地笑笑。现在这些事对我一点也不重要了。
马上家都快没了，纠结这些还有意义吗？
状元宴那天，爸妈表现得就像一对和睦的夫妻一样，笑容满面地招待着客人。
初中时的班主任陈老师和英语老师徐老师都来了。
徐老师送了我一套英文的莎士比亚戏剧集。
陈老师提着一个崭新的行李箱，大的里面还套了个小的。她说希望这套行李箱能陪我去到远方，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爸爸说：“一个小姑娘家还要走多远啊！往外一丢不就没这个女儿啦？”
大家笑笑没再说什么。
敬酒的时候，亲戚朋友那桌有人提起当年我妈把我打到流鼻血的事，对我妈竖起了大拇指：“慈母多败儿。你当年打娃娃的事情在全村谁人不知？孩子今天能有这样成就，你功不可没。”
妈妈脸上略带骄傲地说：“要是不打，现在还不知道人在哪里哩。”
大家都随声附和道：“打得好，打得好！”个个脸上露出狠厉的神色，恨不得马上就要回去好好教训一下自己的小孩。
其中叫得最响的是我小姑，我一想，表妹才刚刚上幼儿园呢。
到了老师那一桌，大家都举杯说恭喜，早料到我会考上重点大学，只是没想到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直接成了全市的文科状元。
苏老师吃了几杯酒稍作停留就走了，说还要赶下一场。
酒酣耳热之际，只听得楼梯上脚步声咚咚作响，一个清丽的女声叫道：“对不起，我来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