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四年，上海。
欧式高脚桌上的华生牌电扇呼呼地转着，可这风力实在有限，无法驱散流窜在空气中的闷热。电扇是今年的新品，铜绿色的底座，铝制的外壳里有四片扇叶子。
杜加林站在穿衣镜前，正在努力地扣香云纱小马甲的扣子，无奈胸前鼓涨涨的，最后一颗扣子怎么都扣不上。这一年的上海还没开展天乳运动，女子仍以束胸为美。等过几年，随着阮玲玉在电影里佩戴义乳，胸罩才能流行开来。
杜加林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七天了，到现在她还是想不通自己为什么穿到了民国。她一边系着扣子，脑海里又重现出七天前的情景。
七天前，她还在2017年，当时的她正在七教301上课，讲台上的灯管突然砸了下来，稳稳地砸在她的头顶，杜加林顷刻就倒在了讲台上，那是她从英国回国的第三个月。
再醒来时她已经躺在法租界广慈医院的病房了，周围白花花的一片，满屋子弥漫着医用来苏水味，一个典型高卢人长相的白人医生操着蹩脚的中国话对她说，傅太太你终于醒了。
“傅太太？”杜加林挣扎着坐起来，茫然地看着四周，床头柜上有面玻璃镜，她抄起来照自己的脸，单眼皮肿眼泡，眼睛狭长眼尾略弯，标准的桃花眼。她本人可是大欧双，好多人一看到她的双眼皮就问她是不是在医院割的。镜子里的人不是她，可她的灵魂确实附着在这个身体上。
当时的杜加林宛如哲学家附身，思考着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我是何人？我置身何地？
她用并不熟练的法语问医生：Excusez-moi, En quelle année sommes-nous？杜加林学了六年的希腊语，对其他印欧语系的语言也算有些了解，但这些仅限于阅读层面，她几乎没开口说过法语。
医生愣了一会儿才领会她的意思，从门口的报刊架上拿了一张《法语上海日报》递给她。
上面的日期写着: Juillet 1925。
1925年？杜加林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真的很疼，并非在做梦。
“少奶奶，你终于醒了。”床旁椅子上一个穿着翠色衣裤梳着麻花辫的姑娘边揉眼睛边说道，她刚才不小心趴椅子上睡着了，这时才注意到病人醒过来。
杜加林把头转向她，“我怎么会在医院里？”
“您应该是不小心踩空，从二楼摔下来的，我发现您的时候，您已经倒地不醒了。我当时害怕极了，就去报告了老爷，是老爷派汽车夫把您送到医院来的。”说话的姑娘叫小翠，是傅家的小丫鬟。
“可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杜加林一边摸着头痛苦地说道。话是假的，可痛苦是真的。
对于杜加林连自己都不知道是谁这个行为，医生归结为脑震荡的典型症状，多卧床休息，不久就能恢复过来。
医生走后，只剩下杜加林和小翠在病房里。要想知道自己是谁，只能从小丫鬟下手了。
“少爷呢？”小翠提了老爷却没提少爷，可有少奶奶就得有少爷，莫非这少爷没了。
“少爷去英格兰读博士了。” 说着，小翠竖起三根手指头，意思是去了三年了，“您真的都不记得了吗？”
哪里是不记得，明明是不知道啊。
在医院里，杜加林接受了自己灵魂附着到别人身体上的事实，但这身体的主人是谁，她是出院后才弄清的。
杜加林当天傍晚就出了院，她是坐黑色八缸七座林肯轿车回到傅公馆的。这辆车在当时绝对算是豪车了，在民国十四年只有大富之家才开得起汽车，舶来的汽车贵，油费更是不便宜。虽然二十一世纪的油价总是被嫌贵，但跟民国一比，绝对是小巫见大巫。
杜加林那天从医院出来就见到了傅老爷，也就是原主的公公。她从医院由小翠搀扶出来的时候，傅老爷坐在驾驶位后面隔着玻璃窗同她点头示意。虽然杜加林只看到了傅老爷的一张侧脸，但她一眼就认定这是一个高大且气派的中年男人。
司机下来为她开门，杜加林和小翠坐在第二排。
路上，傅老爷并没有询问她的病情，只叮嘱她要好好养病。他并没叫她的名字，而是称她为儿媳。
傅公馆在法租界的富人区，门口有四棵高大的广玉兰，院墙上钉着一块牌子，傅公馆三个字很是显眼。院子由三幢仿哥特式的洋楼和花园网球场组成。正中的洋楼是三层，由傅老爷和他的姨太太们居住，左边的两层洋楼是傅家少爷和少奶奶在住，也就是杜加林即将要住的地方；右边的那一幢主要用来待客，设有舞池台球厅会客室等，后厨和佣人房隐在楼后。
快下车的时候，傅老爷同她说，念之已经从英格兰启程了，不久后就要回国了。
念之？傅念之？傅与乔，字念之。
莫非她穿到了傅与乔妻子的身上？
傅与乔是谁？近代历史上的房地产大鳄，最早以私人名义大规模建造廉租房的人。在近代经济史上，傅与乔是绕不过去的人物。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1925年夏，傅与乔学成回国。
她不会记错的，她怎么会记错呢？
杜加林的自信并非来自于她历史系出身。
事实上，她对民国史的了解并不比其他专业的学生强到哪里去。读本科的时候，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一涉及到中古史以下杜加林就失了兴趣，后来读博也是研究的史学理论。关于民国的内容，她只在大二上学期的中国近代史必修课学过，还经常翘课。
但这一切都不妨碍她对傅与乔生平的熟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