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这事还闹出了一点风波。
历来科举取士以经义一科为首，明法其次，策论其三，明算为末。徐茂渊以策论力压经义，有违规制，若以后学子都来投机取巧怎么办？有不少文官为此上了折子。
陛下对此的解决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把策论提到首位，明法依然为二，经义排第三。
圣旨一出，几乎满朝哗然，以裴良信为首的文官一派争相上谏，让陛下收回成命，道是此旨一出，必将导致天下大乱，多少学子寒窗苦读数十年，如今一朝更改，欲置他们于何处？
陛下却心意已决，斥责道：“国家栋梁，自是能者居之。经义一科机变极少，读个三年五载还好，读上十年、二十年，都读成木头了，朕要他们有何用？”
“朕统御寰宇，靠的难道是这些纸上文章吗？靠的是策论、明法！唯实方兴。且经义一科也没有取缔，若有文采斐然者，朕依然愿意纳贤。此事已定，诸卿休要多言。”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从那以后，策论就成了科举取士中最重要的一科。
某些文官口里的“天下大乱”也没有发生，因为科举一年一回，这次不成，下次还有机会，陛下也没有更换科目，只是论绩的排名变了。
所以学子们虽然在一开始有些措手不及，但在短暂的惊慌迷茫后也镇定了下来，着手于策论一科，也有本来就擅经义的，依然延续原本的学习计划，成功高中，官挂翰林院。
有实干能为的人也越来越多，把天下治理得一片繁荣，让陛下越发地看重徐茂渊。
究其根本，是陛下早就觉得科举取士有所弊端，想要把策论提上来，但碍于朝中庞大的文官势力，迟迟未能成行，纵使强行下旨，没有臣子听命施行，也很快会变成一道废令，反受掣肘。
直到徐茂渊的出现，才让陛下看到了希望，下定决心，更改了科举取士的规制。
而徐茂渊也没有辜负陛下的期望，入朝短短十几年就推行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策，使天下为之一新，他本人更是位极人臣，名列三公。
当然，上述这些事情都是阮问颖听旁人说的，毕竟那时候的她才刚刚出生，不可能会知晓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旁人里有她的父母兄长，也有她的姐妹恩师，包括杨世醒也在闲暇时分和她聊过，陛下的那几句言语就是从他口中吐露出来的。
之所以会提起，也是因为这件事和他有些关系。
科举改制后，陛下倚靠的重心明显变了，天下间学子文士的格局也变了，徐茂渊和裴良信更是成为了死对头，在朝堂上多有意见相争，把原本一体的文官分成了两派。
而在挑选杨世醒的文师时，陛下先是选中的徐茂渊，然后才选了裴良信，后者虽然接了圣旨，却是转头就称病闭门不出，摆明了不想和徐茂渊同堂授课。
陛下对此气得不轻，但也没有法子，即使派去的整个太医院都诊断裴良信没病，可对方咬死了自己内心郁结，头晕脑胀，四肢无力，恐命不久矣，不敢耽误六殿下前程，他又能怎么办？
最后还是杨世醒亲自前往学士府，与其交谈了一个下午，才把他请了出来，担任了文师。
再之后就是如今的情况，徐茂渊与裴良信隔天轮换授课，两边井水不犯河水，谁也不要见谁。
陛下也学乖了，涉及文师相关的旨意都是同时对两个人下，免得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也因此，阮问颖对杨世醒很是佩服。
连陛下都头疼苦恼的事情，他居然轻轻松松地解决了。更不要说他那时才六岁，虽然已经开蒙，可一个六岁的孩子能懂什么？怎么就能说服了裴良信呢？还是只身一人前去的。
这份胆识与聪慧，别说六岁孩童，就是已经加冠的成人也没多少人能有。
难怪陛下对他万般疼爱，在某一年新节祭礼时甚至说出过“朕之亲子，唯醒儿一人”这样的话来。
扯远了，说回到宜山夫人的身上。她是许家长女，许家与裴家素有姻亲，她在当年又是以文采经义脱颖而出，榜上有名，入职的也是翰林院，按理来说分属清流一脉，算是裴良信的人。
可她在政见上更靠近徐茂渊一脉，虽然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反对，但从平素的言语奏折里都可以窥见出来，裴良信不喜欢她也是正常的。
不过阮问颖也并不在意这一点。
无可否认，裴良信的学识很高，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家，不然也不会位列殿阁大学士，但他的政见还是太偏向传统了，她虽然很敬重他，但也不是那么赞同他的观念。
她只想知道杨世醒会不会去。
“那十天后的这个讲会，你到底去不去？”她再度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