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妈具体是怎么疯掉的，我也不知道。
姑爹起初电话里跟我讲，说姑妈生了大病，治不好，现在躺在家里，我心里还半信半疑。这并不是说我有什么具体的猜测，而是我不相信类似的厄运能刚好降临到同一辈的两个亲人身上。
我打车去了姑妈姑爹家一趟，在小区门口的超市买了一箱牛奶带过去。
印象里从前我没跟姑爹说过什么话，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至少那天面对我也是这样。在那种情况下两代人之间的见面，你可以想见场面有多么尴尬。
我不好意思问病相关的具体细节，姑爹似乎也不愿意透露太多，简单寒暄之后就领我进房间看。
姑妈躺在家里一间似乎是杂物间改的，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
在门外我就闻到一股被掩盖在洗涤液味道下的尿骚味，里面更是如此。房间里除了床和柜子之外，就是堆的一些护理相关的东西。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大沓纸尿布，和联结着床头的一副链子。
姑爹按了一下灯旁的开关，我才发现天花板角落有个小排风扇。也许是看到了我在盯着那副链子，姑爹很平静地解释说：“她刚吃了药才是现在这个样子。有时候晚上发病，她以前可以拖着床走，撞得到处乱响，没办法就只能这个样子。”
这时我才注意到，不光床和柜子，所有带棱角的地方，都用东西包上了，就连几件家具的支脚，也是固定死在地板上的。
我努力将眼前的人与记忆中事事操心，似乎总乐观地笑着的姑妈联系在一起，并尝试记住她此时安安静静，与世无争的样子，她虽然眼神混沌，但始终看着突然出现的我，似乎想记起我，记住我。
最终，我总共只坚持了不到五分钟，就从里面逃似的出来了，此后再没见过姑妈一眼。
姑爹似乎是个比较直接的人，也有可能是面对我已经没什么好顾忌的了。
等我从厕所里出来，他问我是不是要问遗嘱的事情，没等我回答，便去房间里拿出一个透明文件袋，里面三色的三张银行卡、一个小笔记本和另一份遗嘱。
“东西我们拿到以后从来没动过，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你直接拿去吧。”
“但你还是得找个律师问一下，因为现在这种情况你姑妈生病了没法执行，看是怎么可以正常……
之前你先不要急着动里面的钱，我们没事，主要孙爱华，她的钱也在里面。”
从小区里出来时还是午后，阳光很刺眼。
搭车回去的路上，我一直陷入一种莫名的负罪感中。除了为来之前的疑心羞愧外，我想还有一项理由是，我感到自己从身边亲人的不幸中分享到某种幸运。
大概仅仅过了两天，我就按照姑爹的建议联系到了一名律师，是我一起打游戏的初中同学的同事（同学不是做遗产法相关的）。
我费了一些口舌才给对方讲明白我目前的状况，我猜这个所谓的金牌律师，至少从声音判断年龄来看，从业时间应该不长。
“您是说……”
“您父亲留的遗嘱上面的其他三个继承人，一个是您的继母，跟您有存在财务纠纷的可能性，一个是您的妹妹，目前是失踪状态，一个是您的姑妈，生病完全失去了行为能力，是这样的情况吗？”
“嗯，是的。”我心底泛起一丝苦笑。
“抱歉您稍等一下，我需要找我的同事一起讨论一下。”
差不多五分钟后，那边再次传来声音。
“延先生？嗯，我们讨论完了。
是这样的，延先生。根据您描述的状况，这边我们建议您如果不着急的话，可以至少等到这个失踪人，也就是您妹妹，以及您生病的姑妈，等到她们两人的情况最终敲定以后，再来执行您手里的遗嘱。”
“最终敲定是什么意思？”
“嗯，是这样的，因为法律上讲，被继承人死亡后，遗嘱开始生效，遗嘱实际分割之前，如果遗嘱内规定的继承人死亡，那么就应该由该继承人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也就是夫妻、子女、父母来继承。但您目前的状况比较麻烦的是，有两个继承人因为各自的原因目前无法到场，而且她们自己又无法出具委托书来委托某人代为办理手续，那么就只能由我们想办法去证明她们是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需要一些医院的证明，警察局的证明之类的材料，这个全都拿到没问题以后，就可以办理遗嘱执行。
但是我们考虑到：首先，按照您刚才的描述，您妹妹随时有可能被找到，您的姑妈，这个病的比较严重，可能不会持续太久。所以建议您等情况最终敲定以后，再执行遗嘱会比较顺当，因为毕竟如果人回来……或者咱们悲观一点，超过了四年以后，法律上失踪人就被宣判死亡了，那会儿也许您姑妈，情况也会有变化。所以说最终敲定以后，对您自己来执行这个事情，要少很多麻烦。”
律师说得很快，我没有说话，思考着他分析的道理时，他又继续讲：
“再者说，您刚才也说了，您父亲的遗产里，可能存在一些交代不清楚的收入，然后可能您的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手里有他的账本作为举报的证据，但是这些都是很不确定的。我们不知道她所说的账本，里面的内容具体到什么程度，但是一般来说，这种东西除非配合其他证据，否则很难证明您父亲的部分收入在法律意义上是非法的。时间越久，其他证据还能查到的可能性就越低……所以我们建议您说，如果不着急拿到钱，那可以再等一段时间看看。”
听到这个结果我心里是高兴的，至少说，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忙活了几天下来，事情办完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办，最终结果又被推到了遥远的，似乎安安稳稳的未来。
但有一件事我后面还是去办了，那就是去我父亲之前工作的学校，拿他在那儿的个人物品，主要是那辆宝马车的车钥匙。其实一年多以前我就打算去的，但考虑父亲那辆车不大适合跑长途，走一些可能的土路，最后我那会还是倾向于租辆车，也就没去取钥匙。
现在我倒不是需要开车，而是我担心再不去，那东西也许就不见了，有些证件之类再去办应该挺麻烦的。但这事最终让我挺后悔的，因为钥匙拿到我把车开去上海不久以后，就因为牌照过期被罚了，此后我又无法重新办理因为我不是车主，便只能让它一直在停车场里亏停车费。
我是三月中重新开始找的工作，月底就去了上海。
起初也只是想试试，想看看再找工作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没想到在几家招聘网站上更新了简历，随便投了几家公司后不久，就有几个猎头通过留的电话联系我，其中一个介绍我去了上海的这家公司，也是互联网大企业，上市公司，项目也跟之前差不多，做手机视频App。
虽然我之前广州在职那会儿，最终并没有获得实际的升职，但简历上和面试时我都说自己在项目内做了大半年的管理岗位，负责了项目核心内容的前中期设计和实际推进。按道理来说，一个做了半年就被砍掉的失败项目，并不具有太大的参考价值，这也是我面试之前，并不觉得自己会得到那个岗位的Offer的原因。
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从2014年短视频真正出现以后，2015年开始，资本市场的热钱已经不断在往正在做和将来准备要做的那些互联网企业里涌。
最早应该是美拍，后面又有什么小影和秒拍，再往后也就是我进去做那年，市场上我们看到过的同类竞品软件有一两百款，还不包括最终没上市的。
那是所有项目都在招兵买马的时候，所以说，我突然直接就变成了某种所谓的稀缺人才，至少从简历上看是这样的。
再加上我在最后HR面的时候，将之前的基本薪资略微夸大了一些，使得上海这份工作每月平均下来的薪资，较之前翻了四倍多。当然这也有我八年没跳槽，之前基数的确不高的缘故。
然而等进去一年后我知道，跟我同级别差不多同时来的几个人要价都比我高一点。
我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在离公司三站地铁的地方租了一间公寓，是普通的平层，较之前在广州的住处略微大些，但租金是那会儿的两点五倍。而如果我还想像之前那样上班前半个小时起床走路去上班，那就得租更中心地段的房子，价格就更贵得离谱了。
新的工作，新的住所，意味着新的生活。但很快发现，虽然周围的环境和打交道的人有了些许变化，生活的节奏，实际的感受却较广州没太大变化，或者可以说更差了。
上海的天气总是很糟糕，地铁里的人总是很多，公司里的烦心事也一点不少。
我来之前所指望的，以管理的身份地位做些事情的愿望很快也被证明是空想。
与广州“有实无名”的情况不同的是，在上海我是“有名无实”。
这其实再正常不过了。你永远不可能指望挂了一个基层的管理头衔，空降到新的环境里，就突然能够让那些在你之前，已经在这儿深耕了数年的人听你的话，或者把既有权力转让给你。这并不是什么黑暗的权力斗争，而是人之常情，特别在咱们的传统社会文化里，人情比什么都重要。
我那几年认识的人不少，真正熟悉的却不多。
值得说说的是一个比我晚来几天的老哥。他大我差不多八岁，已有四十，这样的人还留在行业里，而且还混得跟我一边高的不算很多。
跟他有段时间经常中午去公司楼下吃日料，咖喱炸猪排套餐之类的。
这个老哥的从业经历相当坎坷，做到现在，可谓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一颗活化石了。他“有幸”参与过好几个我只是听说过的，著名的互联网大事件，跟我说了不少当时的内幕。但就像很多历史照片，比如这几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遇刺事件的那张，老哥每次所处的位置，有点像照片里那个绿色衬衣，戴着口罩，骑着自行车从枪手和保镖后面路过的老大爷——茫茫人海之中，他的项目总是互联网大潮中，被潮头碾死在水下面的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