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八月的有一天，早晨那会儿，我和这栋房子里其他几户人家挤在一起看电视上的《芭蕾湖；中午十一点，有传闻说莫斯科的人集会在一起，坦克炮塔上站着鲍里斯·叶利钦。过了会儿，马林斯基广场上的人也聚了起来。我没去，我父亲坐在电视机前面，脸色灰白，呆得像一座石像。我没搞懂那几天是怎么回事，我只记得电视机上绵延的三色旗、燃烧的汽车和几个词：“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又过了两天，我生活的土地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变成了“俄罗斯联邦”。
那之后的一阵子，白天我在纺织厂做工人，晚上我去酒吧，跳舞、歌唱，有时也看书。我觉得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们不再尊重诗人和教授，百万富翁的头像印在公路广告牌上，取代了红色的苏维埃镰刀。只有斯米尔诺夫先生还是老样子，他上班、教书、阅读，仿佛活在十九世纪的照片里头。我花了太多钱在化妆品和牛仔裙上，在忍受了半个月的劣质勾兑白酒以后，我把手伸向了售货店里摆着的上等香槟。意料之中的是，我被店员抓住了；斯米尔诺夫先生也在，这倒是意料之外。
售货员眯起乌龟一样细而窄的眼睛，仿佛在说：年轻的小姐，接下来就有好戏看了。斯米尔诺夫放开我，买了一根长柄的木勺，替我在柜台匆匆忙忙结了账，揪着我的领子把我拎到那条街的后面。他要求我俯下身，我的牛仔短裤刚到大腿根那儿往上一些，弯腰的时候小半个臀部都露在外面。顿了几秒钟，我先是听到划过风的声音，然后木勺狠狠扇在我屁股上。我感到那片皮肉没挨几下就肿起来了，火辣辣的痛感像火柴划着了一整片森林。斯米尔诺夫不间断地打了二十六七下，我的屁股仿佛是发了酵的面包，鼓鼓涨涨地填满了本就不宽松的裤子。通红的软肉还耷拉着，但他丝毫没有收手的意思。我感觉到那儿已经变成难看的酱红色了。我强忍着不哭出声音，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罪有应得，另一方面是怕引来别人。但眼泪还是不间断地滚下来，我发觉自己讨厌被斯米尔诺夫先生当成小孩子。我又疼又生气，心里乱极了，站起身来推了他一把。他踉跄了两步才站住，我从他脸上看不出生气，仿佛我推的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稻草人。我冲他喊：“你凭什么打我？”我没看他，然后就走了。其实话刚说出口我就后悔了，那天天蓝得像丝绸，空气里弥漫着粉尘的味道。我往人多的地方走，男孩骑的自行车上链条摩擦的声音清晰得仿佛炭笔在纸面上打的勾。
他打我的地方很疼，我连着好几天只能趴着睡觉。第四天我上班的时候，有人说纺织厂门口那儿有个高个子黑发的男人找我，我往外走着，心里打定了主意：他要是想再教训我，我就再也不和他说话了。他站得不远，身子裹在灰色呢大衣里，他又瘦了，裤管显得有些空。他喊起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一下子软下来，像被枫糖浆给灌满了——我真没出息！我走过去，低着头不说话，脸颊早就烧起来了。他递给我一个油纸包裹，里面是两块英式的司康饼。我说：“谢谢您。”别的话就出不来了。我只能抱了他一下，他走了，每几步就回头看一眼。没来由地，我在心里反复着念：我爱你，瓦罗季卡。我的手心一个劲儿地冒汗，很快把油纸浸破了。这时我才听见那些职工喊我回去的声音，我往回走，嘬着手指尖上甜腻腻的黄油味儿，几甚至有点儿想哭了。那天晚上，我躺在硬木板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
现在我回想起来，八成是爱情搞得我头昏脑涨。我想我早就爱上他了，打我小时候起就是那样，如那一阵爱情还使我患上消化系统紊乱症和花香过敏症——我不爱吃饭，不是郁郁寡欢就是心花怒放，而且见不得路人手里捧着玫瑰。我母亲似乎觉得我被魔鬼附了身，用艾草做了环挂在我的卧室里。我爱上的是一个大好人，一个从书里跑到二十世纪末来的梅诗金公爵。如果我说我恋爱了，他准保会笑起来：“那个幸运的男孩是谁呢，小柳达？”然后我就说：“是您呀，弗拉基米尔·沃尔夫科维奇。”这段情景我在脑海里排练了千百遍，可我就是不敢当面讲给他听。
就这么过了一阵，直到我上班的纺织厂连年亏损，最终倒闭了。舒拉帮我在索契谋了一份差事，是在一户医生家里帮佣，薪资还算丰厚，那儿的天气也怡人。我和家里人告了别，很快就动身了。
05
*要完结了，虽然没啥人看，但是这篇写得挺开心
索科洛夫医生一家待我很好。他的两个女儿很可爱，喜欢弹钢琴和幻想，我经常帮她们把浅棕色的卷发编成辫子。我已经二十五岁了，跟她们比起来，我很老很老。八岁的孩子从来不会想过自己能活到二十五岁，这是孩子之间的小秘密。看到她们的时候，我会想到我自己，如果没有那些事，我会过着另一种人生吗？帕夫利克、谢廖沙和舒拉呢？这么想常常让我难以抑制地流泪。
又过了一两年，有传闻说我的父亲快死了。我回到圣彼得堡，在我小的时候，那里曾经叫列宁格勒。我看着父亲，他已经很老了，勉强粗硬的白发一茬一茬拱在头皮上。他躺在床上，被子很薄，勉强盖住一小半蜷曲的小腿。他的小腿上全是凹凸不平的疤痕，据他自己说，那是他七岁时碰到一个地雷炸开的碎片。远远看去，褐色的伤痕像大片尸斑。哥哥们告诉我，这两年他总说他是苏维埃的受害者，白忙活一场，什么都没得到。商场里没有足够的香肠，他也没住上别墅。一切全是假的。我说不出话来，我发觉我已经没那么恨他了，他和我们一样，都是个可怜人。我可以憎恨死亡或是强权，但我没办法憎恨一个将死的人。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苦难不能塑造更好的人类，受损害的也不应该成为施加暴力的。我离开了，后来他们说他到最死也没有合上眼睛。
我到圣彼得堡那回，还见到了斯米尔诺夫。他又瘦了些。我在索契谈过很多男孩，接过很多吻，做过很多爱。可我只要看他一眼，整个世界都消失了。真奇怪！我想着：“你吻我一下，就一下。那样我就不走了。”他没有吻我，只是一个劲儿地说些告别的傻话。于是我又和自己玩起了那个游戏，这次的规矩是：如果没下雨，那么等我下次回来，弗拉基米尔·沃尔夫科维奇·斯米尔诺夫就会和我结婚。这回我作弊了，因为今天晴空万里。我的胸腔里好像挤了一整个柠檬，忽然，斯米尔诺夫停下了，他问我：“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柳德米拉·费奥多罗芙娜？”
我说了什么呢？…我什么都没说。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眼都没说。他没吻我，我还在和他赌气呢。我塞给他我在索契那儿住址的电话号码，转身就走了。我心想：等我回来，瓦洛佳，那会儿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过了大约六个月，我在索契收到一通长途电话。对面的人喊我：“柳达。”我的心狂跳起来，他接着说：“柳达，要做个好孩子。”他的声音很轻，让我想起他和我提到上帝的那个下午。他挂了电话，我对着忙音的电话机出神。等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的胳膊已经和椅背黏住了，留下两道水红的杠子。就这样，我没有见到斯米尔诺夫最后一面。等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大半年了。他的尸体在冬天的圣彼得堡晾了整整三天，被送牛奶的工人发现了。他死于那种使他日渐消瘦的疾病，我母亲用过下一个谢肉节的钱给他办了葬礼。
斯米尔诺夫死了，我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或许可以用我父亲很久以前的话来说，随之而去的还有我一部分的生命。每一天我走在街上的时候，都会想：在我剩下的时间里，我再也不会见到这样善良、忧郁、圣徒式的人，一个也不会有。我对他的爱就像老年人的隐疾，平时不打紧，下雨天就会隐隐作痛。论如何，我决心带着这隐疾活下去，一天算一天、一天算一天…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