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天，宋佩芝主动约她出来吃饭。这次是正儿八经的西餐厅。酒店大堂里瓷砖地面琥珀似的反着光，吊灯沉沉压在她们头顶。
我找到了新工作，宋佩芝用轻松的语气说，是在培训班里当语文老师。
“宋老师真的很喜欢当教师，”何田田回复她，眼睛却钉在菜单上。
宋佩芝笑了，“我从小就想教书，而且我喜欢我的学生。小孩子总是很有灵气。”
她的学生，何田田想，叫她“小三”“荡妇”、逼她丢掉工作的，她的学生。
宋佩芝把厚厚的奶油用小刀剜下来，抹在烤焦了的面包上，“听起来很奇怪，但其实有些小孩的领悟能力和理解能力远远好于成年人。她们能很快理解一些抽象的知识，比如“存在”或者“实体”，成年人却可能要在这种概念上纠结很久。我很喜欢给这种孩子上课，甚至可以说：有一种类似性的快感。”
“老师的学生都这么完美吗？好像一炉瓷器没有一个次品似的。”
“也不算次品，”宋佩芝说。她歪着头想了一下，有点犹豫地，“有一个小姑娘，我不清楚她的名字，但她经常跟我发消息。说她在医院里、或者去自杀了什么的，还有一些血腥的图片。她说我那个时候对她很糟，我一开始以为是恶作剧，但那种控诉似的语气不像是装的。她说话很刻薄，喜欢剖析自己或者别人的人格，讲的都是细节，初中的走廊啦，我那个时候穿的高跟鞋啦，我在作文上打的叉啦。”她把两块面包用力压在一起，奶油像火山爆发一样溢出来，蹭在宋佩芝的领子上。她没有擦。“她好像很恨我。但她实在想太多了，多半是她精神状态也很糟。但我总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她也不该什么事都怪我…人总该对自己负责。对不对？”
何田田点头。她安安静静地剥着桂圆，过了一会儿突然悚栗起来，大声说：“那她也太过分了。”惹得很多人回头望她，餐厅里一个服务员猛地把玻璃杯掉在地上，碎裂的声音一路滚进她耳朵里。
她有什么好心软的？宋佩芝甚至不记得她的名字。何田田心里她的罪状又加了一条，宋老师甚至不讨厌她，她只是不记得了。也许那连愤怒和轻蔑都不算。
何田田用叉子戳着小番茄。她盯着汁水像血液一样流淌出来，心里很快意。“当老师多好，是老师让女孩们有了选择。‘女人只可以选择当圣女或者荡妇‘——我忘了是谁说的，但其实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变成她的父母或者变成她的老师。”何田田抬起眼睛，“宋老师一定很受学生喜欢吧？受学生爱的老师教书会很像拓印，老师喜欢帕慕克，老师的学生就亦步亦趋地打开书本，在作文纸上写：宗教、死亡，天真的和感伤的家。老师拓印一百个亦步亦趋的自己，说真的，宋老师，他们真的有什么‘自由的思想和灵魂’吗？他们不过是学你说话罢了，回到家，他们依旧看网络、画时兴的漫画，对他们来说，八成只有您的笑容还靠谱些。
您听过那个故事吗？如果宇宙中充斥着猴子，每个猴子有一台打字机，它们有足够的几率写出莎士比亚的巨作。概率论——这就是您玩的把戏。宋老师，我不是说他们有问题，我是说您有问题。有些人到了十九岁才会看百年孤独，这没什么，他们的感知力可能比谁都强——宋老师，不够早慧不是一种罪过。
假如他们达不到您的幻想，您就发怒、轻蔑、摧毁他们。您喜欢早慧的孩子，因为他们学你说的话学得最像，也许他们唯一的天才就是摹仿的天才。他们讨您欢心，就像一个嘴甜的孩子讨隔壁办公室五十岁英语教员；非是您把嘴甜和天分混为一谈，而您又被赋予了生杀予夺的权利。这权利不是您的，是聊的、敏感又不够讨人喜欢的孩子们一不小心投射在您身上的，您只是恰好路过罢了——也许口袋里多了点千纸鹤，或者多了点迷人的光亮。这句话可能不好听，您觉得您爱学生，可事实上您只爱自己；您培养的是充斥着宇宙中能随机打出哈姆雷特的猴子。”
宋佩芝空空望着玻璃杯，玻璃板里面一片碾碎了的柠檬。“你这话很像一个人，“她依旧空空地说。
她什么都知道了，何田田想，那些短信，那些图片，那些奶油蛋糕和生日愿望，都是她一手操办的。何田田和她污糟扭曲的心。她的复仇正式结束，她该走了，她该漂亮地退场。何田田坐在那里，什么都说不出来。此时此刻，宋佩芝该扇她一耳光，或者把玻璃杯摔在地上。周围人的嘈杂、牛排煎熟后滋啦滋啦的响声、杯子和杯子擦身而过，风铃在旋转门左手边叩着墙壁。何田田再次回过神来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小旅馆的床上，宋佩芝躺在她边上，她在哭。何田田浑然不记得她是怎么进来的。
何田田恍惚地摸索着去触碰宋佩芝的腰，然后左脸颊挨了一下。很重，她想不到宋老师细瘦的握粉笔的手有这么大力气。然后是第二下、第三下，她感受到自己的脸发烫似的肿起来。何田田想：这是我应得的。她没有反抗。
宋佩芝喘着粗气着将她翻过来，从衣柜里抽出一根皮带，指着何田田腰以下的位置，问：你自己脱还是我帮你？
何田田捏着她内裤地边缘，把它缓缓推到大腿根的地方。皮带抽下来，热油一样泼在她光裸的臀部。她抽了十下，前五下何田田捏着枕头的边缘不叫出声来，第六下她开始轻微地扭动，第七下她感到有眼泪顺着脸颊滑到脖子和衬衫的缝隙里。她把手按在肿胀的、有一条条两指宽楞子的屁股上，宋佩芝眼睛望向别处，像一尊死去的雕塑。
她感受着被抽打处滚烫的温度，看着宋佩芝慢慢缩到被子里。白色的床单像海面起伏。“我害怕，何田田。你给我发消息，说我是骗子、杀人犯。然后你和我说对不起。我想跟你说：不用说对不起，你说的对，我要是有种，就该像你一样自杀。可我没有说。我太愚蠢了。又愚蠢、又自负…这是最大的罪状，我就是这么教她们的。我早就知道我这样，可我干嘛要当老师呢？…
我说我从小就想当老师，是假的。当老师只是我一千个志向里的一个，也许一万个志向里的一个——我不记得了。我到底为什么要假装高尚？何田田，我知道了，问题就出在这里。我老是假装高尚，我老是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有时候想：我看过书，我跟那些骗人的、用教师的权威欺压别人的老师不一样。可没有谁跟谁不一样。”
何田田心里轰地一声，像炮火给围墙崩了个口子，凉风一股脑顺着空洞灌进来。她有点喜欢她，她喜欢第二个何田田。而且她们是同一类人。她们早就是同一类人。不管怎样，这一点是真的。她早该知道的——比这更悲哀的是，她早就知道了。她只是不想推倒这个神话式的偶像，她只是猜测人可恨和人可爱一样令人悲哀。宋佩芝将十三岁的何田田们献祭给自己的梦想，二十三岁的何田田把宋佩芝献祭给自己的创伤。她们纠缠在一起，最终只有记忆张大了黑洞洞的空虚的嘴，把一切都吞没下去。两个自私、空虚、爱的人，一模一样，被拓印在小旅馆隔间的绿色剥落墙纸上。
那之后的很多周她们没有见面。又过了一阵，宋佩芝和何田田再一次出现在旅馆的门口。何田田一开始很惶恐，她一时间忘了成年人的关系里是不习惯于说再见的。但宋佩芝依旧每周都来，她什么话都不说，把外套和内衣扔在卫生间的水槽里，上床，偶尔做爱，然后睡觉。何田田半夜醒来会鬼使神差地去卫生间，她盯着卫生间里泡涨的袖子，只觉得像一具尸体。她终于意识到，生活像一张揉皱了又不断熨烫平的纸。何田田想过“为什么”这个问题，她有时候觉得或者宋佩芝是有点真心喜欢她，但这种想法未免过于浪漫主义；何况她也不觉得自己哪里还可爱。又过了一阵，她合情合理地想：也许因为宋佩芝只是需要在旅馆里好好睡一觉，为了这个目标，她能忽略何田田卑劣的行径。
何田田再次遇到宋佩芝的第四十七周，宋佩芝死了。那一天是二零零九年的十月十七日，何田田的生活正在恢复正常。她在打算考护理证书，搬出了刚肄业时租的地下室，找了一个离图书馆近的二手公寓楼。何田田白天去餐馆里打工，晚上照例吃德巴金和四颗右佐匹克隆片，然后温习《临床发病知识和《生命发展保健直到睡着。那天已经是晚上，何田田在阳台上取白天晾晒的衣服，晾衣杆伸进黑黢黢的夜幕里，像她童年在田字簿上抄写词语的时候被撞了一下，笔迹硬邦邦一径伸到本子外面。她歪过头，把电话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电话那头叫她：阿姨。何田田愣了一下。那个声音接着说：何阿姨，我是宋佩芝老师的侄子，她前两天去世了。宋老师打算自杀，她是撞上卡车死掉的。何田田感到她自己的身体凉下来。她端想起前两天看的电视剧，国产的电视剧，通常是谁谁谁又死了，谁谁谁又去殉情。她忽然觉得这一幕已经排演过千遍了；她现在头脑清明，神思冷静。何田田忽然觉得有极大的必要去确认这件事的真实性，她问：你说她死了，有什么证据没有？对方沉默不语。何田田接着问：她遗书里写什么？没有回答。何田田这才安心下来，她把手臂伸到空中，白炽灯在她皮肤上画着暖融融的光圈。没有证据，宋佩芝就不会死。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这个古里古怪的侄子说宋佩芝的死是自杀；宋佩芝不会自杀；所以宋佩芝没死。她忙着构想宋佩芝存活的逻辑，电话那头一串忙音嘟嘟嘟像大水一样漫灌过来。
何田田一直熬到第二天天明，她翻了翻她给宋佩芝发讯息的那个号码，显示那个号码依然法连接。她就打电话给昨天的那个人。电话接通了，那边好像是葬礼，有诵经和念佛的声音，蚊蝇一般钻到她耳朵里。她问：宋老师真的死了？对方骂了一句脏话，大概是：死母猪，同性恋，赶快去死吧，精神病。那边好像又有人问他是谁，他于是并不清晰地回答：宋阿姨的姘头，好像精神有点问题。何田田这回听懂了，她大声说：操你妈。电话挂断了。有人回头看她，何田田想到她和宋佩芝坐在西餐厅里，她说了一句话，然后一个服务生把玻璃碗摔在地上。她也想到了点别的，比如初中科学课上他们观测的那条半死金鱼的鱼鳃，弹簧测力器，十年前的夏天，还有最后一个永不过去的冬天。她最后想到的是文学课上全班林立的手，然后她想：被大卡车撞到真的会死吗？何田田急于验证这个问题，她缓缓坐在地上，等待大卡车呼啸而来。混凝土被日光浇得滚烫，蚂蚁们颤颤悠悠拨弄她的裤腿，何田田望着太阳，日光垂直刺下来，大地的伤口里充满了肃穆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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