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李中易又没有三头六臂，确实需要这些郎中帮着打打下手，也就温言安抚了一番，把他们留在了军中。
忙活完之后，李中易陷入到深深的自责之中。他自己本人就是顶级名医，居然就忘了制订出一套行军过程中的卫生防疫条令，实在是该打屁股。
此前，在河池乡军大营里，李中易曾经规定过，饮用水必须经过过滤，并烧开后才可以喝。
问题是，河池的军营里有储存净水的大水缸。行军赶路的时候，谁会带着累赘的大水缸或是大木桶呢？
如今，带着上路的大铁锅，除了煮饭之外，还要被拿去充当军营防火的重要取水工具。
如果，不在事先对大铁锅的用途，作出细致周密的统筹安排，恐怕很难让士兵们及时的喝上热开水。
于是，李中易趁着民夫拆卸营寨的工夫，趴在书案前奋笔疾书，将行军途中的卫生防疫等诸多注意事项，一一补充进了原来的军令之中。
令李中易没有想到的是，安营扎寨的工作固然很繁琐，这出发前的拆寨工作，同样也很麻烦。
木制的寨墙肯定不可能搬走，但是，捆扎木头的绳索，却必须一一拆卸下来，以便下次再用。
撑起来的军帐，尤其是李中易的硕大帅帐，拆卸装车的时候，异常麻烦。
黄景胜打算把书案、床榻这些大件的家什也跟着装车，李中易赶紧拦阻了下来，命令扔掉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免得耽误行军速度。
想当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封锁线的时候，就是因为中央纵队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军速度过慢，从而错过了最佳的渡江时机，导致损失惨重。
从这件事情，李中易认识到，他有必要好好地和郭怀交流一下。
郭怀毕竟是这个时代的旧式军人，他的脑子始终摆脱不了，对长官享受特权的思想束缚，这个就属于必须交流的范畴了。
李中易一手训练出来的这支乡军，其实和这个时代所有的军队，都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只不过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罢了。
别的且不说，仅仅李中易“发明”炒米这一项，就值得大书特书。
限于整个时代的陈旧观念，中原和江南地区的旧式军队，包括最精锐的后周禁军，在机动作战时的干粮，都是难以下咽，比石头还硬的胡饼（糠面大饼）。
士兵吃不饱，体力不济，别说打仗了，就算是行军，掉队的也非常之多。
也只有李中易的这支另类的乡军，可以在行军过程中，吃上比较爽口的干粮（炒米）。
至于，北方草原的契丹人，他们在没有高度汉化之前，仅仅依靠所携带的羊群和牛群，就可以很方便的填饱肚子。
再加上换乘马的大量存在，所以，建国初期的契丹人，其机动作战的能力非常强。
等到北宋丢掉产马的河套地区之后，契丹人，包括后来的女真人，因为垄断了稀缺的战马资源，从而奠定了对两宋的长期战略优势。
后世的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部队穿插包围美韩联军的时候，兜里装的正是炒米，而且是七天的量，这就大大的增加了穿插部队的机动性。
在扔掉没用的累赘物品之后，乡军拔营启程的速度，明显加快。
趁着部队正在整装的机会，李中易命令火夫们，架起大锅，抓紧时间烧开水。
折腾了一个时辰后，水囊里补足了凉白开的乡军们，再次上路。
高梁寨，位于八百里秦川的中麓，正好卡在从成州东进的咽喉要道之上，距离河池县城，距离大约一百二十多里。其中，平路有七十多里，山路约为五十里。
按照这个时代普遍的行军规律，平原地区30－40里/天，山区10－15里/天，李廷圭限令李中易赶到高梁择驻防，显然是在故意刁难他。
不过，李中易麾下的乡军，却是这个时代的另类。由猎人和山民组成的乡军，无论脚力、体力还是耐力，本就超越常人很多。
因为胆小的缘故，李中易为了方便逃命，一直高度重视乡军的越野能力。
所以，行军到下午未时五刻（14：15分），乡军们已经赶到了固山脚下的山口。
出于安全的考虑，李中易和郭怀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一块，大军原地休息，命令斥喉队进山搜索前进。
郭怀把斥喉队的队正——伍佰，叫到身前，仔细地叮嘱了需要注意的事项，末了，又嘱咐说：“你的人，千万不要挤到一起，要尽可能的撒远一点，只要听得见彼此之间的竹哨声，就可以了。另外，沿途每半里路，必须留下两个骑兵。万一有警讯，大家可以接力跑回来告警。
伍佰大声答应着，转身欲走，李中易又叫住了他，补充说：“每人带上两只竹哨备用。如果，敌军很多，来不及悄悄的跑回来送消息，就吹出超长声，让后方的斥喉知道有大警。然后，你们就撒开脚丫子，往大山里逃命，别硬往山口来送死，明白么？”
伍佰楞了一下，他居然红了眼圈，低着头闷声说：“香帅放心，小人但有一口气在，也绝不会叫弟兄们中了敌军的埋伏。”
这些斥喉原本就是从山区猎人里边，精挑细选出来的。对他们来说，进入这片秦川大山，就等于是虎归山林，龙游大海，恐怕比对自家婆娘的身体，还要熟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