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怕的是，表音体系下，即使是同一个方言区，对于一个单词的拼法可能都有分歧。比如同样是英语的Iphone，如果给一个文盲去按照读音拼，可能就拼成Ifong了，这俩词读音都一样，但是写出来就完全不一样。
而这还不算完，神圣帝国的语言还是一种屈折语！
语言按照笼统的分类，大概可以分成屈折语、孤立语和黏着语。
屈折语的代表就是欧洲语言。
它的特点是，通过单词的变格，来体现不同的语境，最典型的就是英语中的“过去时”、“复数形式”和“进行时”。
英语只需要把单词转写成“过去时”、“进行时”和“复数形式”，就可以表达已完成、正在进行、还有很多个不同语境。
而像西班牙语、法语等一些更典型的屈折语，一个单词甚至还有主格、宾格、阴性、阳性等各种更复杂的变体。
孤立语的代表就是汉语。
孤立语的特点就是，所有单词都没有变体，想表达过去时，就把“我吃饭”改成“我已经吃饭”，想表达进行时，就把“我吃饭”改成“我正在吃饭”。
黏着语的代表就是日语。
黏着语的典型特征，就是先把主语宾语说完，然后再句尾通过加后缀的方式表达两者的关系，所以日语在宾语之后往往还跟着一大长串谓语。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吐槽，日本人说话时候，没听到最后一个词，你都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
这三种语言本身没有高下之分。
获了某种优势，就必然会付出某种代价。
屈折语的优点是语法简单，永远都是主谓宾结构，不存在语序问题，只需要改变单词的“格”，就可以表达不同意思。但代价就是你需要强行记忆各种时态和各种变格。
孤立语的优点就是完全不需要记录单词的各种变体，但你必须非常注意语序。比如汉语“我爱你”和“你爱我”的意思就完全相反，但西班牙语“我爱你”和“你爱我”的语序是完全一样的，把单词的主格宾格对调就行了。
黏着语的优点，是既不需要记录太多单词的变体，也不太用去记忆各种语序，只要先说主语后说宾语就行了。但代价就是，为了表达不同的语境，谓语后缀就会变得非常啰嗦。
而且这三种语言并不是界限分明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比如英语其实是典型的“孤立语”+“屈折语”，既有过去时和进行时这种典型的屈折语变格，也有“I LOVE YOU”和“YOU LOVE ME”这样典型的孤立语的语序关系。
在变格上，英语比西班牙语法语少很多；在语序关系上，英语又比汉语简单很多。
神圣帝国的语言，就是一种标准的屈折语，这就导致动词和名词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变格，甚至变格的数量最多可以有十来种之多。
而这一个单词的十来种变格，无论是读音还是书写，看起来都极为近似。
因此在书写过程中，一旦有一类变格的书写出现错乱，很有可能会导致整本书的语言逻辑发生整体偏移。
这就是为什么神圣帝国会有如此多种不同语言的原因。
毕竟神圣帝国只有贵族才有可能识字（事实上帝国里不识字的国王、贵族、骑士简直大有人在），特别是这些拥有文化的贵族，还都被隔离在一个个独立的贵族领里，儿童教育完全是家族长辈完成的。因此每一个贵族领，可能都有不同的语言文字拼写方法和变格应用方法。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说“茴字有四种写法”，就被现代的中国人视为愚昧落后的象征，但要知道，汉语这种表意文字天生就具有“反通假字”的特点，哪怕是信息交流极为不便利的封建社会，通假字数量也是有极限的。
我们现代人读古文，偶尔会遇到一两个通假字，但是不至于过于频繁。
如果神圣帝国，同一个“茴”字，恐怕至少会有20种不同的写法，还要再加上100种以上不同的变格。
实际上，神圣帝国的文化人们在写书或者写信的时候，基本上只要保证自己和熟人能够看得懂就行了，至于其他人么，反正我费劲写书信又不是为了便宜外人的，就让他们像破译密码一样的琢磨去吧！
除非陆洋能够恰好拿到两本同一个贵族领出身的、时代又比较接近的作者写的书，否则几乎不可能找到同一种文字的。
恐怕也只有晨曦这种高级人工智能，才能破译这种拥有上百种转写方式的、像密码本一样的文字。
即便如此，如果遇到一个陌生贵族写的书，晨曦大概率还是不能够完全读懂，这也是晨曦的翻译进度，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过90%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