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就是，在生产力本就不发达，粮食本就不够吃的时候，过于放纵吃喝，粮食根本支应不了。
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想要避免什么东西灭绝，就把他变成私有的】。
老虎消失了，因为他不是私有的，而马匹是私有的，所以人们会保护马匹。
宋与明，两个封建王朝马政极其失败，宋代与明代的马政之所以失败，根源相同，这两个朝代，为了得到战马，以行政手段将战马变为公有，宋代，政府强摊马匹交给农民饲养，明代，政府强把马匹交给军户饲养，结果就导致，农民养不是自己的马，根本不会用心，且会想方设法把马折磨死。
而假设宋明两代用私有模式求马，官府以经济交易模式向民间买马，那利益驱动之下，若是有利可图，百姓们肯定会想法设法养马想方设法把马养好。
公有制的老虎灭绝了，驴子是私有的，所以驴子一直繁衍。
公有的资源，会最终消失。
公有的粮食，也会被百姓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吃个干净。
所以，吃大锅饭第一点要做的，是要一开始就严格规定每日每人的口粮数量，以防止吃喝不节制。
大锅饭第二个问题，分配问题。
一堆人一口锅里吃饭，谁多了一口谁少了一口都将造成矛盾。
而解决分配不公，李孟羲倒有方法。方法是，令做粥的人，最后一个盛粥。
如此，做粥的人肯定会想法设法让每一碗粥都一样，让每一个馍馍都大小相同。分配公允，也不难。
在后世，集体化生产最严重的问题是，到了后期，人们发现干多干少吃的都一个样，于是乎，没人肯再下力了，都偷懒。
作为一个后来人，以事后者的目光来看，李孟羲觉得，导致人心懈怠的根源可能在于，根源在集体化的程度太高了。
简单来说，假设一个村中，有一百劳力，有一千亩地。
集体生产方法一，这一百劳力，负责干所有一千亩田，然后一千亩田的总产出，算作这一百劳力的总产出，产出平均分配这一百人。
这样的话，会造成个人努力跟自己收获的关联太小。
另一种集体生产的方式，村中一百劳力，分五组，每组二十人。
然后，每组的田地的产出，归每组自己。这跟上边的大集体模式有何不同？不同在，这个小集体模式，个人努力跟个人收获关联大的多。
于二十人的小集体生产中，假设这一组人，假设有十个懒惰，剩下的十个人会有可能也撂挑子不干，但也有可能会嘴里骂骂咧咧的同时更下力的去干。
这是因为，在小集体模式中，个人努力对集体生产影响大，在此模式中，哪怕别人不干，自己下力去干，虽然吃亏，但最终产出多了，落到自己头上的粮食也的也会多了点。
而在大集体模式中，个人努力对自己收获的影响实在太小，这就使得下力干跟不下力干没区别。
小集体模式，小集体二十人，自己所干的，能落到自己头上的，最少有二十分之一。这二十分之一必然能得到的收获，已能让很多人能忍下二十分之十九的吃亏。
大集体百人，自己干的产出，自己的努力成果能确定必然落到自己头上的份额，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收获，不足以让人忍下百分之九十九的吃亏。
有了这样的考量，李孟羲认为可以在集体化和私有化之间，做一个好的平衡，使既可以利用到集体化的高组织度高生产效率优势，又能利用私有化的激励作用。
私有化是个人，集体化是大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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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二者之间，用【小集体化】的生产模式，在保证生产效率的情况下，集体越小越好。
农业生产，有播种，有耕地，有收获，整田，等等众多生产。
李孟羲需要一个数据，需要有一个既能兼顾生产安排，人数又足够小的最佳人力数目，以此人力数目，作为小集体化的最基本单位。
而，最佳人力数目是多少，尚需一试。
这只是于耕作本身的安排。生产活动除了耕作，还有养牛，饲养禽畜，种菜，种树，捡柴，拾粪，磨面，等等。
鉴于，耕作是生产中唯一一个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生产项目，而像养牛，饲养禽畜，种菜，拾柴，磨面这些，所需劳动力不足，难以像耕作那样用上小集体模式。
又为了尽可能激励生产效率，该用激赏之法。
激赏之法若用，参考匠营，匠营有两种生产方式，一种是按件计算，一种是按天计算。按天计算的，每干完一天，额定配给多少粮食，按件计算的，比如每做好一个木碗，每一个碗就额定配给多少粮食。
依照此法，对应集体生产中的诸多细碎生产，养牛的，可以对养牛者制定好奖赏计划，约定牛生小牛一头，赏养牛者多少，约定牛每长肉多少斤，赏养牛者多少斤粮。
种菜的，每向集体提供多少菜，奖其一定粮食，种树的，每活多少苗皆有赏，磨面的，每磨一定数量的面粉，支付其一定粮食。
这些都是按【计件】来奖赏，来激励。
而诸如拾牛粪，洗衣做饭这些不好计件的杂活，鉴于这些杂活儿轻巧，不如耕种那般累人，可以发于基本工资，也就是，那些种地的可以分到粮食，养鸡的可以分到蛋，养牛的可以分到肉，烧火做饭的，因为活轻，就只有每天一顿饭，没有额外奖赏。
这一整套下来，集体化的眉目有了。
李孟羲召所有空闲官员一起，就制定集体生产细则召起了大规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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