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的三个短信，其中一个为广告短信，一个为曾国铭的手机进入湖北境内后的欢迎短信，另外一个短信为一连串电话号码，仍然是由一个首次启用不记名号码发出，所载号码与其呼出接入号码大部重合。
这时候，指挥中心的人已经明显感觉到案件越发的诡异，所用手段完全不像是一个临时起意的煤老板能够干得出来的，如果要形容一下，更像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间谍组织在背后运作此事。
指挥中心判断，此次盗窃确实是临时起意，应该是曾国铭与胡守兴联系后，胡守兴指示他进行盗窃，盗窃发生之后，胡守兴那里又发生了新变化，按照时间排序，那些奇怪的首次启用号码基本上都是在曾国铭盗窃行为发生之后，胡守兴与之两次通话之后发生的。
判断这个时间点应该在曾国铭逃离疗养院后进入九江市区前，进入九江市区后，某个组织突然介入，让案情急转直下，显得扑朔迷离。
调取所有这些首次启用号码接入网络时附近的视频监控，同时排查在定位范围内，所有当时发生通话行为的电话，再根据监控一一比对和排除，结果发现，这些首次启用号码在启用时全部避开了监控，处在监控盲区。
这种状况发生一例两例还可以认为是意外，当频繁发生时，进一步肯定了指挥中心关于有间谍组织介入的判断。
当这个分析结果上报中央之后，马上侦破和重视级别又上了一个等级。
国家安全局通过远程连线，接入到指挥中心的指挥系统里，更严厉的指示被下达到山西省委与胡守兴面谈的人，案件被定性为叛国罪、间谍罪；要求胡守兴限时交代问题，否则立刻开除一切党籍、公职，追究一切违法行为的责任。
现在案件能够争取主动，能否在那个未知的间谍组织将发动机藏匿并且转移出国境之前抓住它，关键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指挥中心这边，能否根据曾国铭的逃亡过程挖出线索，一个在胡守兴那边，看能否尽快撬开他的嘴，从各种信息分析，是胡守兴引入的这个间谍组织，那么由他必然能够获知一个间谍组织人员的明面身份。
既然已经上升到间谍案件，那么审查力度立刻加大了许多，封锁区内所有陌生人全部被控制起来，接受更严密的调查，奔驰车需要司机，那么这些人里必然隐藏着至少一个间谍组织的人，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即使上溯祖宗三代，也要在这些人里挖出成果来。
拜数码产品的普及，现在手机几乎人手一个，比照移动系统里的信号定位信息，很容易将嫌疑人挖出来。只要这个人手机的运动轨迹与奔驰车不重合，那么基本排除，而如果某人没有手机，或者手机运动轨迹与奔驰车相符，那么基本属于重点怀疑对象。
至于说前面有人接应，再提供一步手机给那个司机的情况，有可能发生，但可能性不大。毕竟后面有直升飞机追着，逃亡方向很难事先划定，除非这个组织到处都有成员，否则很难想象它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布置好接应计划。
不过这种可能也无法排除，对于两个或者多个手机信号运动轨迹一致的状况，需要提供大量的旁证，来证明没有发生手机的转移。
海量的公安、司法、安全部门的侦查人员投入封锁区中的人员甄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