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以后, 囡囡他们陆续赶到, 谢兰生又道歉、致谢, 组织大家拍摄重启，这回一切都很顺利。甚至说，因为重拍了40几场最终效果还要更好, 谢兰生又高兴起来。他一直认为，灵感犹如汪洋大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思考越多, 收获越多，“首次表演就是巅峰”这个东西并不存在。在拍摄同一时间, 谢兰生把约20万元交给一个来内地的香港剧组，并请他们从香港将等值澳币汇到澳洲。政府严格管制外汇, 他也只能私下交换，各取所需, 这个香港的剧组是几个月前莘野托人打听到的，毕竟，他上一部赌神片子的导演就是香港人。
拍完以后, 因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谢兰生也不敢寄了，经过多次辗转以后终托到人带去澳洲，还在包裹上面写了“不能见光，不能过x光”。ABC LAB如期收到，还打电话说, 在过去的四个星期他们已经基本完成对其余部分的初剪了。
谢兰生又等了一周，Natha
宣布完成定剪，ABC LAB的人又来电话跟谢兰生商量配光。
配光师的名字叫Hu
ter Hu
t，乍听上去有点儿怪，然而却是澳大利亚十分有名的配光师，在这一行已经干了三十年了，出身世家。澳洲公司非常专业，并不会看人下菜，没有因为谢兰生是18流导演就分给他新手剪辑新手配光。
正常来说，电影洗印需要经过五个步骤：底片冲洗、底片剪接、配光、印片、正片冲洗。冲印厂用底片洗片机让底片显现负像，再做剪辑，而后配光，接着根据配光师的印片要求印出正像。
因此，配光也是电影后期很重要的一项工作，配光师的英文叫“Timer”。电影拍摄、胶片冲洗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曝光多了一点少了一点，或者药水多了一点少了一点，而对这些问题后期都要尽可能地修正、弥补。即使导演非常幸运，拍摄冲洗都没问题，他也无法轻易保证整部影片颜色统一，因为，即便两本胶片出自同一厂家同一型号，批次轴号、保存条件的不同也会导致最终画面呈现效果的不同，会有偏色。如果导演在他拍摄某一场时换过胶片，那观众们就会发现，虽然有同样的背景以及同样的演员，然而影片的颜色却“chua”地一下就变了！出于这个原因，Timer们会在配光灯箱上拿色片或者灰片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做叠加以及调整，在达到了目的以后记录光号等等数据，再制定好每一张的印片条件、冲洗条件，这样，用印片机翻正像时，后期人员就能根据Timer的指挥调整光谱，使影片的颜色一致了。另外，一部电影的导演也肯定会有创作意图，配光师们就会根据导演要求渲染氛围。
谢兰生的问题还是那个，没钱。
“喂，Hu
ter，”谢兰生跟Hu
ter Hu
t打电话，感觉自己这张脸皮早就已经刀枪不入了，“那个，您可能也听说过了，我们这边没资金了……所以，请用底片直接配光，动作务必小心一点，麻烦了……”
“底片？！一般都是用复制片！”那边Hu
ter也吓到了，“底片素材太重要了，配光师们不太方便拿着色片盖来盖去。会损坏的。”
“所以不要盖来盖去，”谢兰生央求道，“根据经验想好计划，然后争取一次成功。”他没资金做复制片，太贵了，几万几万的。他不可能管莘野要，他还不上，在电影节卖出版权也并不是能指望上的。
Hu
ter Hu
t：“…………”
“我们知道您的意思。底片万一出现划痕我们这边会负全责，但恳请您小心一点。”
Hu
ter轻轻叹气：“好吧。”
“还有，”谢兰生又给Hu
ter丢过去一重磅炸弹，“我们这边的预算呢，也只够做一次配光……”
到这时候，对面极品，Hu
ter都已经没脾气了：“谢导，一般少说也要三遍，我经手的都五六遍。”配光效果一定是要冲洗出来才能看到的，因此一部电影往往要进行好几遍配光。配光师先配过一遍，而后展示效果，再跟电影主创团队探讨未来修改方向，在一次次的调整中逐步得到理想配色。
“真的只能做一遍了。”谢兰生说，“一遍配光一遍冲洗加起来要两万澳币，8万人民币，您不知道两万澳币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Hu
ter没说话。
“您、您把底片画面投影，根据经验好好配，行吗？把影片的颜色统一，再做一做气氛渲染，出来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了。您要还有一些时间我就讲讲这个故事以及最后我想要的风格以及颜色、亮度。”
谢兰生想最好只用一次配光就能搞定。当然，如果收到拷贝以后发现效果实在不行，他也只有再去凑钱，凑几年，然后再次邀请Hu
ter Hu
ter为这部片子做配光了。假若需要二次配光，他也不敢再用底片了，还要复制，又是一笔。他打听过，只做一遍配光的话并不至于磨损胶片。
Hu
ter叹气：“谢导，您说吧，我尽量。”
“谢谢，”谢兰生挺真诚地说，“以后如果有资金了，我一定把我的片子全都交给ABC LAB做后期。”
Hu
ter不置可否，觉得未免太遥远了，说：“好，我准备好了，现在开始讨论颜色吧。”
“好的。”
他们说了两个小时，谢兰生把能想到的全都对Hu
ter仔细说了，主要照着莘野的稿念。最后Hu
ter又重复了遍，跟谢兰生要求一致。
谢兰生便只有等待了。
…………
又是三个星期以后，谢兰生收到了ABC LAB冲出来的发行拷贝，他把拷贝拿去送给北影厂的冲印工人，冲印工人在下班后帮谢兰生冲出来了。谢兰生又嘱咐对方不要跟人提起自己，尤其是对池中鹤。
接着，他把《生根》拷贝背在包里，回到北电，请王先进用放映机播放电影，给他看看。
在播放时，谢兰生的神经紧绷，特别担心下一秒就看到灾难性的画面，比如剪辑出现错误，比如颜色呈现跳跃。他实在是太焦虑了，甚至无法老实坐着，一边看，一边走来走去。
然而竟然没有问题。
谢兰生都看的呆了。
太好了。
Natha
只剪了一遍，Hu
ter也只配了一遍，可是效果趋于完美。
当然，如果Hu
ter能再配几遍电影画面会更舒服，只是到了这个程度已经无法再苛求了。由于用了池中鹤冲片子剩的药水，整体色调略略发暗，却反而是更有味道。
整部电影画面、声音也百分百地保持一致了。
这并没有想的容易，ABC LAB是真的非常靠谱。电影里的画面、声音是要印到生胶片上的。供片画面底片、供片声音底片必须通过印片机同步印制，而后得到收片画面底片、收片声音底片，在冲洗后制作成有画和声的发行拷贝。因为35毫米放映机还音头的位置要比放映窗的位置滞后20个画格，在印片时，所有供片声音底片还需提前20个画格，用以确保音画同步。在放映时，通过机器，画面会被投上银幕，而声音则会用放映机的还音装置来播放。
看着片子，谢兰生的鼻子发酸。他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莘野，想到了囡囡，想到了祁勇、岑晨，也想到了所有人对它的心血以及期待。
Natha
、Hu
ter都是他的贵人。
当最终场“警局审判”在屏幕上播放完后，谢兰生的系主任老师王先进也沉默了，半晌才说：“兰生，也许你没走错路，你更适合独立制作。这个题材过不了的，但我看完……非常感动。”
“老师……”谢兰生有点儿想哭，“谢谢。”
他得到了一次承认。
而且还是得到了在这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承认。
说起来，他本来也并不知道自己叫“独立电影人”，是王先进这个教授告诉他的这个名词。王先进说，在美国的本世纪中，八大公司垄断好莱坞并形成了严格套路，一切瞄准受众市场，以期获得最大利润，于是一批电影人就自筹资金自己摄制，摆脱了“八大”的控制，拍出许多与商业片截然不同的电影来，被称为“独立电影人”，而谢兰生这中国的“独立电影人”又有着更多意味。
谢兰生也不大知道百年后的电影史会如何书写他这种人——最早的独立电影人。
是热血？还是莽撞？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其实最早，谢兰生就只是想拍他喜欢的内容而已，和写小说一样，制片厂要论资排辈，“破窗而入”的学长们与原先那批老导演们一起垄断电影厂标，加上审查无比严格，他等不了了。然而，仔细想想，不拿指标，跳出限制，总有人要做这件事，去挑战现今的标准，去推进现状的改革，最终达到一个平衡。
纵观世界，各个国家都经历过这样一段特殊时期，即，审查制度与从业者的对立及相互妥协。制度的每次改变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谢兰生曾看过一本以好莱坞为例探讨电影审查的书籍，说，1915年《一个国家的诞生》让资本看到巨大利润，不再满足于在宽松的几个州单独上映，于是要求彻改审查制度，而“海斯办公室”这样的电影人行业协会则开始承担“自我审查”“自我管理”的工作，同时也承担了与各政府解释沟通的工作，越来越有话语权。后来，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垄断，旧好莱坞土崩瓦解，新体制的核心不再是制片，而是发行，渐渐地，因为发行公司可对不同内容区别发行，有的公映，有的播放，有的制碟，政府变得没有必要对制片口严格控制，于是，终于，1968年，电影分级正式取代电影审查这个制度，由委员会监督实施。当然，1953年《奇迹》胜诉也是一座里程碑，虽然那时导演诉讼只是为了收回成本。
谢兰生也一直认为现有标准会变宽松，却不知道会在何时，因为何事，也许不会只是一次改变，而是很多次改变。
其实，平心而论，谢兰生并不是审查制度的反抗者，相反，他总觉得，外部政治十分复杂，电影局也无可厚非。各方都有各自立场，有人认为“公民是否需要指导”只应该以年龄划分、只要具有政治权利就应当能自主选择并自己负责，而非“有人终生是老师，有人终生是学生”，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18岁”只是一个数字，公民就是需要指导，甚至是毕生的指导，两个观点都挺正常，而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或平衡点究竟在哪，也许只有历史能给答案。也是出于这些原因，他并不厌恶电影局，也不厌恶制片厂。他甚至都可以理解“霸占厂标”的老导演，还有那些挤压后辈的老学长们——各自为利罢了。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有些太严苛了，几乎不能真正触及目前存在着的问题。创作空间会更宽阔，可这需要有人站出来，去冲击，去博弈，一点一点地向前走，看看结果，试探边界。或者说，有些东西在现阶段是有苦衷或没办法的，但创作自由是“正确的”，无法反驳的，因此需要有人争取，以期达到一个平衡，虽然，这也许要用几十年，甚至更久，久到世界翻天覆地。
对于文艺而言，批判永远最有力量，永远大于赞扬、褒奖。它让人类改变、向前，而非安于现状。总有一天，人们会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一类影片的，也一定会赞叹那些镁光灯前的导演们，可谢兰生也真的希望，到那时，人们可以看看他，看看孙凤毛，看看他们这一代的独立影人也许早已远去了的单薄背影。
…………
谢兰生在收到拷贝的当晚就跑去邮局，把它发往都灵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他不认识要去意大利的人，也办不来意大利的签证。
事实上，11月29号就开幕的都灵电影节报名工作一个月前就截止了。谢兰生也报了名字，但来不及邮寄拷贝，一度打算退出来的，可是祁勇上部电影的导演正正好好是选片委员会的成员，给谢兰生宽限了下，让他可以延期寄送。
祁勇他们的意思是，都灵电影节主旨是扶持青年、鼓励新人，谢兰生去比较合适。它只接受电影导演的前三部长片作品，而在过去许多年里，有众多知名电影人都曾经在这里起步。如果兰生错过都灵，他能参加的对新人比较友好的电影节就只剩下荷兰的鹿特丹了，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都比较勉强。对于他们给的原因谢兰生也觉得有理，就拜托人申请延交了。
因为只有一份拷贝，谢兰生又神经质般日夜不安辗转反侧，生怕再次出现问题他又必须重新冲印。他焦虑着，直到11月8号，他接到了来自都灵电影节官方的电话。
“谢导，”电话那边一个男人用蹩脚的英文说，“我是都灵国际电影节的主席Matteo De Sciglio。”
“您好，我是谢兰生。”谢兰生动都不敢动，专心地听。他想象过这通电话可仍然是浑身僵硬。
“Good，Good。”对方继续说，“谢导，我们希望邀请您的电影《生根》到都灵来参加主竞赛单元，您愿意吗？”
“愿意愿意，当然愿意！”谢兰生连说三个“愿意”。他虽然在没有人时偷偷想过这个可能，但当入围变成现实他却感到难以置信。
他本以为他要参加七**个电影节才能够拥有一个面对购买者的机会来着。
“好。”大概见了太多谢兰生这种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了，Matteo De Sciglio语气温和，“那我们会寄出正式的邀请函，请带着来。另外，请在入围名单公布之前对电话的内容保密。”
“好的，我一定会严格保密。谢谢，辛苦您了。现在拿着邀请函去办理签证来得及吗？”
“应该可以申请加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