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到最初的，赵海平陷入沉思。
官军刚一进山，茶匪就已经插翅而飞了？
这合理吗？
赵海平也算是一个对古代战争了解颇多的现代人了，发生这种情况，显然不合理。
古代战争中，信息和情报，是至关重要的。
许多兵书里面都有关于信息和情报重要性的战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古今名将的共识。
一名合格的将领，在对敌之前，放出大量的细作和探子去探察敌情，尽可能多地掌握对方的信息，这都已经算是基本操作了。
但是，古代的信息传递，是很受限制的。
毕竟古代也没有手机或者电报这种通讯工具，除了极少数情况可以用飞鸽传书这种办法，绝大多数情况，还是要人来跑腿。
不管是传口信还是送信，总要有人时刻盯着周围的情况、时刻往来传递信息。
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赵海平并没有想太多，只是大兵压境、直接进山。
原因很简单，在古代这种落后的通讯方式下，就算茶匪派到外面的哨探发现大军进山了，跑回去通知茶匪，而茶匪们再一起跑路，也总要有一定的时间。
官军总能揪住他们的尾巴一顿痛打。
但现在，官军压根连茶匪的影子都没看到。
这说明什么？
赵海平冷静下来一番分析，得出了一个让他有些无奈的结论：“这说明，茶匪的情报系统，碾压官军？
“可是，凭什么呢？
“茶匪的人数没有很多，不可能大量地放出哨探来监视官军的动向。
“难道说……
“是有其他人给他们通风报信？
“而所谓的‘其他人’，多半就是这附近的百姓？
“开什么玩笑，百姓不帮着官军，反而帮茶匪？”
赵海平一番分析，得出了一个让自己也感到离谱的结论。
这些茶匪凭什么跑得这么快？除了附近有大量百姓给他们通风报信之外，也没有其他的解释了。
而且一旦想通了这一层，莫名觉得还挺合理的。
要知道，这伙茶匪最初是走私茶叶的，本身不过是请了一些凶人做押送，因为跟官差起了冲突、杀了人，这才被迫落草为寇。
他们转战多地，却能够屡破官军，这其中固然有为首的那个赖文正有一定军事才能的原因，固然有官军战力低下的原因，但更关键的，恐怕还是情报工作方面的差距。
官军战力再怎么低，那也是跟金人相比的。
打打普通的土匪，还是不在话下的。
之所以屡战屡败，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始终都在茶匪的主场打，茶匪本身就有巨大的情报优势。
大量官军上山剿匪，茶匪们就光速跑路了，让官军扑一个空；等官军无功而返了，茶匪却能救助一些落单的官军痛击。
在这种情报能力的差距面前，可不就是很难打么？
至于为什么许多百姓反而站在茶匪这一边？
其实想想这些茶匪最早为什么落草为寇就知道了。
他们为什么不做正经的茶叶生意呢？是因为不喜欢吗？
当然是因为当时齐朝的茶叶生意太难做了，茶引实在太贵，而且一路上还要被各种官员给层层盘剥。
所以这些茶匪才铤而走险，做起了走私的生意。
对于当地的百姓而言，相较于那些吃拿卡要的官差，反而是这些茶匪对他们而言更加亲近。
毕竟这些茶匪，不同于齐朝其他的那些强盗性质的团伙。
有些落草为寇的强人不事生产，想要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就只能以抢劫为生，自然会让周围的百姓唯恐避之不及；但茶匪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就是运卖茶叶。
在这种情况下，百姓们反而更偏向茶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想要剿匪成功，就得想办法切断茶匪与周围百姓的这种联系。
“……也不对。
“这似乎不可能做到，我没那么多时间。”
赵海平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好好整顿一下这里的官场，然后再推出几项好的政策，让这里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这样一来，他们应该就不会再去支持茶匪了。
但转念又一想，这固然是治标又治本的好办法，但时间太长，见效太慢了。
很多百姓跟茶匪勾结，这已经是一种惯性了，就算他们的生活变好了，在三五年之内，这种义气关系也仍旧是存在的。
到时候只要官军大举进山，茶匪们还是会第一时间跑路。
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当然没问题，但此时赵海平扮演的虞稼轩实际上是救火队员，朝廷怎么可能等几年去解决一股茶匪？
虽然谁都知道把一个地方治理好、让匪患绝迹是上策，但这上策见效太慢，没几个人能等得起。
“所以，得换个思路。
“官军大规模进山会被发现，会有百姓去通风报信。而且，大量的官军集结，本身也是需要时间的，这就给了茶匪们逃跑的空档期。
“所以……这道题的解法跟之前五十骑劫营是一样的。
“兵在精，不在多！
“把主要的官军留在城中，同时精挑细选出一批精锐，暗中进攻。与此同时，再派出几队人手堵住下山的路径，或许就能将这伙茶匪给击溃。
“哪怕不能尽数歼灭，但只要能抓住首恶，这股匪患应该就算是平定了。”
想到这里，赵海平的念头瞬间通达。
他再度开始试炼。
……
【距牛渚之战：8年】
楚歌的视野中再度出现这行提示。
这意味着，他又可以检验自己新政的成果了。
这次对于王文川的新法，楚歌没有再去改动具体的条文，因为他很清楚，纠结这些条文的细节没有意义。
历史上的王文川已经是一个有能力、有智慧的官员，他对于社会问题的洞见是很清晰的，解决方桉从表面上来看，也是很全面的。
但一执行起来，就跟预期中的情况查了十万八千里。
所以，楚歌一番分析得出结论，要改革，先要澄清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