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部分学生获悉巴黎方面的消息，4日，北京三所高等院校共计3000余名学生代表便走上街头高声呐喊——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一个个鲜红的大字触目惊心，仿佛在撕心裂肺地对沉睡中的人们大喊——
醒来吧！呐喊吧！
值此生死存亡之际，倘若你我再不振臂高呼，则他日必将见哀旗遍野！
愤怒的人群冲进曹宅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当日即有32名爱国学生被逮捕；可这却反而更加点燃了民众的怒火和激情，到五月中旬，北京各校学生集体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教育会、工商会等发出罢课宣言，天津、南京、杭州、重庆……全国多地云集响应，熊熊燃烧的五四之火已经势不可挡，不把这浑浑噩噩的泱泱中华烧出一副新面孔便绝不肯熄灭！
上海滩自然也是不甘落后的。
学生们同样罢课游行声援北京，大街上到处都是愤怒的人群，新沪关不住学生们、也只好暂时关了张，白清嘉因此又无法回校工作，干脆踏踏实实把力气都花在孩子和他们的刊物上了。
其实与北京相比上海的形势要好得多，毕竟徐冰砚同样对巴黎和会的结果十分不满，而他又一贯爱护无辜的民众、尤其不愿苛待年轻的学生，表面上虽然要顺应大总统的指示派军警上街维持秩序，可实际上除了个别浑水摸鱼趁乱行凶的歹徒以外、根本就没抓几个人。
白清嘉他们办的《女子新沪》原本还有推介电影的栏目，然而由于近来发生的时事实在太过令人气愤、编辑部的大家也不甘心再只说些无关痛痒的话粉饰太平，于是又专门辟了个“特别栏目”广收稿件，要把对巴黎和会的相关评论尽数收集刊登，声援各界。
而李锐在此之外又有了新的兴趣，便是关注一种新鲜的主义——前年年末俄国可是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革命，只是当初国内的形势太过动荡、上海又起了兵事，令人未能抽出心思去好好做一番研究；而实际上这场革命却是极了不起的，沙皇俄国一夕之间成了苏丨维丨埃俄国，他们的政党竟然只靠工人的力量便推翻了不得人心的临时政府，不可谓不是一条具有启发意义的新路。
他们还有成系统的理论，严丝合缝地指导着他们的行动，马格斯与恩格尔斯的名字时常在各种场合被提起，李锐最近就在他们的著述，时常为之亢奋激动。
“孟小姐不是学俄文出身的么？”他还兴致勃勃地跟孟柯提起，“倘若你感兴趣，我看倒是可以跟你白老师一起做些相关书籍的翻译——德文与俄文，相互参照着译，他日必是一本大书！”
孟柯当时正沉迷于《新青年》上的白话，觉得在去年5月的《狂人日记》之后、许多篇和杂文都写得十分有趣味，她于是也有些技痒，近来亦打算做白话，只是那种语言的韵味尚且还未抓准、且又还尚未构思出一个内涵深远的故事，因此颇感头痛。
“先生是说马格斯与恩格尔斯的著作？”孟柯思索着问，“先生有这念头、
可是因为受了俄国人那场革命的影响？”
“自然！”李锐的精神仍十分振奋，一谈及此便神采飞扬精神抖擞，“我看这是一条可走的路，最起码也比靠着那些软绵绵的大资本家来得妥帖——他们能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一到关键处便妥协，最后只能一事无成！”
这是热情饱满的话，后来又被偶到编辑部的程故秋程先生听见了，他摇了摇头，在此一事上倒是与自己的老同学意见相左。
“世界上的主义多如过江之鲫，今天说一说这个，明天唱一唱那个，人人都像是有道理，”他的言语十分冷静，倒是不为李锐的热情所动，“可最终倡议的多了国民反而不晓得该信什么，最后路越走越散，终究会坏事。”
“一个人做事需要专心致志，放到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我国与俄国的形势大不相同，又怎么能走一样的路？依我看倒不必为这些纷杂的学说搅扰，专注于当下的事业才最紧要。”
李锐与程故秋是多少年的老交情，过去一同在北大求学时便关系亲厚，今日听了对方这番话却也不肯苟同，皱了皱眉又说：“抗争的力量不能分散这自然是很正确的主张，可倘若路选错了，专心致志的后果便是错的人更多——眼下局势到处一团乱，难道还不能说明是路走错了？既然如此，选一条新路去试难道不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