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步枪，真正难以仿制的还是技术含量更高的重型火炮和海汉战船。重型火炮的材料处理和铸造技术，对于大明的军工匠人们都是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就算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定量火药包和拉火管，大明这边做出来的仿制品也一直达不到正品的使用效果。如果许甲齐能有幸看到海汉军在台北两处西班牙城堡外展开的炮战，他就会进一步意识到，双方所装备的火炮虽然看起来一样，但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性能也如同步枪一样，两者存在着明显的代差。
至于战船反而比火枪火炮的仿制难度更小一点，经验丰富的老船匠可以花时间摸清船体的构造，并且反推出大致的造船方法。不过海汉战船在船肋部使用的大量用于加固船体的金属结构件，以及海汉所独有的钢芯桅杆，却是大明造船厂难以打造的部件。此外在海汉战船上广为应用，原本应该在下个世纪才会被荷兰人发明出来的舵轮系统有专门的防拆卸装置，只要硬拆就会破坏里面的齿轮传动系统，因此仿制也顶多只能仿其形，而对于这些超越时代的黑科技，大明船匠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该如何复制出来。
既然无法仿制出来，那最终的解决方式还是只能花银子买。福建明军的军购合同一向是由许心素亲自操持，采购的军备内容和价格都是直接跟海汉高层商议，其他人插不了手。不过这验货、交接的事宜，却是由他手底下的亲信将领负责。以前双方交接军备一般是在三亚或者漳州，视合同中如何处理运费而定。海汉人占领了澎湖之后，便主动将交易地点改在澎湖，而明军负责收货的人，自然也就轮到了驻扎在这里的军事观察员。
对许甲齐来说，这真是一个油水颇丰的肥差，每次有军备交接，他都会在私下收到来自海汉的红包——崭新的海汉银行不记名银票，数额视交接货物的价值而定，但自许甲齐接手这个事情以来，红包从未少于过一千两。这可要比在军中吃空饷喝兵血来得容易多了，年初一批价值三十多万两银子的海汉火炮和两艘海汉战船在这里交付，海汉人直接就封了一个五千两银子的红包给许甲齐，出手极为大方。
许甲齐拿了银子，自然是心领神会地很快在相关文件上签字收货，让漳州那边付钱给海汉银行——其实银子早就存进去了，也只是走个形式划个账而已。但对于海汉来说，交货所花费的时间越快，节外生枝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也越少，在这个环节中付出一定数额的费用来换取一个顺利交接的结果，对海汉而言也说不上吃亏。
许甲齐在这边日子过得安安稳稳，银子收得妥妥当当，时间一长混熟了还能跟钱天敦等海汉高级军官称兄道弟一番，同时又在给自己的从军履历镀金，这军事观察员着实是美差一件。
在一起时间长了，许甲齐也能感觉到海汉人的确对大明没有什么敌意，但他们看待大明的眼光也没什么敬畏的成分，甚至更多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钱天敦就不止一次在类似酒桌这样的非正式场合发表过看法，认为大明充斥着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便是在大明的政体上。
对于类似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论，许甲齐就算喝多了也不会作任何的反应或评价，因为他能感觉到海汉人虽然对大明的种种问题看不过眼，但却愿意用自己的方式来协助大明解决问题。赶走十八芝，接纳北方难民，出售军火并为福建明军培训军官，海汉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虽然是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但也的确帮助大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南海疆的军事压力和北方内乱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当然出于职责考虑，许甲齐还是会定期将海汉人的态度和看法回报给叔父许心素，以便让他能够安心地照顾打理许氏家族名下的诸多生意。许心素虽然挂着福建总兵的官衔，但他主要是在关键时候负责拍板决策，军队中具体的事情基本都是交给亲信军官处理。许心素只需要了解海汉在福建附近驻军的大致状况和动向，确定他们对大明不会造成危害就行了。至于说每年向海汉大量采购军备，过去的确是有扩充实力抵抗十八芝的实际需求，但海汉赶跑十八芝，镇压了荷兰人之后，福建沿海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极大的防御压力，这样的交易也变得更像是福建明军向海汉定期缴纳的保护费。
不过对于许心素名下的商业帝国来说，这笔开销虽然不是小数目，但也还不至于让他感到肉疼。再说这笔钱花出去也不是白花，福建明军的确也因此而充实了战力，而海汉人也会继续维持在澎湖的军事基地，为福建沿海一定强度的庇护。当然最主要的是由军贸所带来的双边贸易，足以让福建方面把花在海汉的这笔钱从大明境内其他地方以成倍的数目赚回来。只要这个贸易体系能够运转良好，持续为许心素的商业帝国带来收益，那么花钱维持目前的两军关系，他也认为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在这个大的背景框架之下，类似许甲齐这种经手人从军贸活动中获取一些个人利益，也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即便许心素知道了，肯定也会对此睁只眼闭只眼，毕竟他也需要有专门的人员来处理与海汉军方的关系，要是为了点蝇头小利撤换现有人员另行找人替代，有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内影响到双方的关系，这要放在许心素心中天平上衡量，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多的银子都已经砸出去了，还在乎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