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靠一个姓氏重合来作为根据，这个推断还不够稳妥吧？安全部有没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撑你的意见？”陶东来对此也表现得比较慎重，毕竟日本不是大明，对海汉而言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区域，如果要就此展开追查，那又得弄出不小的动静。
何夕应道“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来看，这个叫做田川健司的人虽然会说汉语，也比较了解大明和我国的情况，但他却是一个地道的日本人。但我们目前从各处贸易港收集到的消息，都没有更多关于这个人的信息，他并不是什么有名的海商。如果不是来自锦衣卫的供述，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号人存在。”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人对大明和我国海外殖民港的情况这么了解，理应是经常出入各个贸易港的商人，绝不会是什么无名之辈。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这人在商界根本就没有名气。那他对大明和我国的了解是从何而来？我认为这并不是来自于他自身的经历，而是由其他人的信息，比如说被我们抓获的那些在各地经营商业机构的小头目。”
“还有，这伙人能够在大明沿海和我国的海外殖民港开设这么多的商业机构，北至辽东南到菲律宾都有贸易对象，所需投入的资金也不是小数目，绝不是普通商人能够承担得起的。有这种家底的，肯定早就已经是雄踞一方的大海商了，起码是许心素这种级别，以日本那点有限的海贸规模，不太可能孕育出这种经营规模的大海商。但如果有十八芝的家底，那要达成这些经营项目就会容易多了。”
何夕一点一点地将自己所想到的一些疑点进行了说明，在他看来这些疑点都指向了同一个调查方向，那就是藏身于日本的十八芝余党。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目前调查工作中所出现的大部分未解之谜都能得到合理的答案。
宁崎道“听起来挺有道理，所以你的推断现在就差一些关键性的证据来证实了。”
何夕沉声道“陆陆续续抓了那么多活口回来，我就不信连一张嘴巴都撬不开！”
自漳州锦发号和正福记事发以来，短短十几天工夫，海汉先后在多个贸易港查获了数家私藏有西班牙制式武器的商业机构，并抓获了数十名疑犯。不过这些人当中真正掌握关键信息的只是少数几名以掌柜身份作为掩护的头目，而这些头目都是死硬派，在审讯中完全不肯合作，令调查工作迟迟未能取得预想的进展。
在澎湖正源记被捕的陆久是首个受审的头目，虞尧认为对方在酷刑之下很快就会开口招供，但他却没想到这家伙曾受过反审讯训练，在受了几轮酷刑之后虽然开了口，但其招认的内容却是前言不搭后语，可信度极低。
而后续从其他地方所抓捕到的几个头目也都是类似的情况，似乎宁可死也不愿供述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刑讯专家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没有这个条件又审不出名堂的，就只能把人送回三亚处理，一来二去，调查工作也因此又延误了数日。
不过这个时候，得到三亚密令的虞尧正在启用另一种手段调查相关的情况。
1632年的巴达维亚战争让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的经营大受打击，而海汉也极为强势地在这个时候进入台湾岛，进一步压缩了荷兰人的活动空间。海汉舰队兵临城下直接堵在了大员港外面，为了能够保留荷兰在大明附近唯一的殖民地，荷兰人不得不低下了头与海汉签署了和平协议，然后眼睁睁地看着海汉人在距离大员港不到百里的地方建起了高雄港。
在大员港长官汉斯还在犹豫要不要给高雄港的建设使绊子的时候，海汉军便在次年年头攻打了当时由西班牙统治的淡水、鸡笼两处港口据点，然后将西班牙人赶回了南海。荷兰人自问实力并不比西班牙人强出多少，当下也不敢造次。
而之后海汉在澎湖和高雄都驻扎了武装部队，正好位于其间的大员港基本上就是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海汉的监视之下，有任何不端的举动都有可能会迅速招来军事打击。除了老老实实做人，荷兰人也没有第二条路可选了。
虽然东印度公司由此保住了与大明进行贸易的桥头堡，但他们能够向大明出售的商品却是所剩无几，基本上都被海汉货给挤出了市场。而且由于海汉的存在，愿意离开大明谋生的民众几乎都选择了海汉为目的地，荷兰人很难再从大明招募到移民来扩充大员港的经营规模，而巴达维亚的荷兰民众也没多少人愿意远赴数千里外一个并不繁荣的殖民港落脚。所以几年过去之后，大员港已经被后来居上的高雄港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仍然只是一个常驻人口不足三千的小港口。
不过大员港的进账还能依靠另一项生计，就是为本国商船充当北方航线的中转港，让去往浙江定海港，以及琉球和日本的荷兰商船能够在此完成补给和维修。虽然跑这几条航线的商船并不算太多，但好歹也能让大员港稍稍有一些人气，不至于显得太萧条。
对于汉斯来说，能保住这个港口，就是保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