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无意听见的，就是这边相对于那边建成区的位置。范围嘛——也不小了，大概覆盖了小半个渚州，还有连着西山的一部分——自然往外好像还有一圈；出了这片区域，我还能不能回去都不知道呢……”她捧着那本《呼兰河传》，轻轻摩挲其上的封皮。
再走了几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去年看的。”
“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残篇，都是挺有趣的故事。”
“《红拂夜奔》，怎样？这本似乎是合辑，但这故事是绝对的神作。”
“啊啊，这我看过！”她眉飞色舞，“王小波的文笔真的很好，各类描写自不必说，即使是人物的塑造，也堪称头一等。就是写得挺荤。”
“没想到那时候这小说还在——九十年代嘛……一个贫穷但自由的时代啊，催生了多少伟大的作品。现在称得上号的当代名作——大多都至少是二十年前的。在那个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的年代。”
“我不太了解……为什么这么说呢？后来的作品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我也百思不得其解，要说浮躁嘛，未必九十年代就比后来沉静多少，可事实就是这样——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见识短浅，但是，若说要普通人深入了解，才能发掘出那些优秀的作品来，这一点不就不如先前的名作了吗？名声和质量，虽然并不一定相等，但起码也是正相关的吧。但是，怎么说呢，还有一种说法，说文学政治不能分家，但为什么我宁愿看那些避开政治的文学，也不愿意一天到晚盯着那些所谓‘伤痕’，所谓‘寻根’，来来去去反复述说十年混乱的书呢？大概是我的个人喜好使然，但若说是个人喜好，我看《悲惨世界》，看《巴黎圣母院》，可不觉得其中的政治有半分生涩。”
“唔，我看的书大概不如你多——虽然那两本我也读过几章——但按我的看法呢，”铃转过身去，翻看着书架上的书目，“文学中的政治，不一定要正确，但一定要有立场，而且是坚定的立场。文学不是用来追求正确的，它只是表明一种态度，一种发于自身或世上普遍存在的价值观，价值观的落后与先进、错误与正确，自有读者去评判。作为作者或是书中的人物，只要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就好，站稳了，便显得真实，显得有血有肉，身后会缓缓升起明光。且不论那光是什么颜色，至少把故事、把那书照得精彩。我宁愿这样，也反对忸怩作态的‘正确’，况且很多‘正确’并不是真正的正确，只是假大空的口号，是‘虚伪’的代名词罢了。”
“说得对，我也是这么看的。”我点点头。
再往前一段，就是外国文学区了。我照着书单，囫囵吞枣地挑了一摞，就坐下来，草草翻看着，只要半小时能翻完一本，兴许赛事还有希望。
“天……竟然有《战争与和平》！”铃兴奋地叫道。
“何止，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只是没那本《白色的钢铁》。”
“没事。只要我看了其中两部，就已经超过二十七世纪的所有人了。”
我笑了，“都是大部头，坐下来慢慢看吧。”
“你呢？你在看哪本？”
“《飘》。同样是二刷。”
“你觉得怎么样？”
“核心还是爱情，和《简·爱》一样，奔放而热烈。其中描绘的时代现状，也就是战事，不像《战争与和平》中那样居于幕前，而是成为了故事厚重的背景。你可以说这是西欧的传统遗留，像是《三个火枪手》，也只是把历史作为“钉子”——这是大仲马说的——让历史为情节服务。可能这样显得格局小了一些吧。”
“也不能这样说，”铃辩驳道，“听起来和《基督山伯爵》有点像，但那本书说的是复仇——逻辑是一样的，可以当成作家的一种偏好；但大概全因为这种偏好，描写的感情更为细腻，更具有普适性。让读者共情，应该会容易一些。”
“《基督山伯爵》啊，那也是一本好书——虽然远远不止一本。我记得当时看完只用了一周，真是手不释卷，可以说是‘纯粹的故事’，无关说教，无关影射，甚至可以说‘没有寓意’。此外，我看吧，书中还有更独特的一点：轻松愉悦地追求现世。大仲马不会注入过多的宗教元素。书中宗教所起到的作用，一是抽象地提倡行善，二是几乎成为当戴斯的‘私人物’，用以指引他在狱中生存，以及复仇时避开良心谴责——原谅我剧透了——而比起许多俄国作家对宗教的痴迷与对祖国的极端忠诚，法国的大仲马谈起国家与信仰时，更多带着戏谑的语气，全书也因之显得轻松，不拘束。”
“不愧是弦啊，讲得真好。”她鼓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