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得《四松堂》之后，写了两篇《跋〈红楼梦考〉》，一是用书里的材补充曹雪芹生平事迹，二是应反驳蔡生的榷，并不因得到送书而他一马。一码是一码，学术见解与人际关系是两码事，胡生的认和执着也难得。
胡适要找的另一部书《懋斋诗钞》，当时并无消息。它要等到二十多年后，由汝昌去发现。
从胡适《红楼梦考》发表，到俞平伯《红楼梦辨》专著出版，标着“新红学派”立
俞平伯原计划在1922年初赴游学，却遇上香港员罢工而阻。他只好怏怏返杭州，已经辞了工作，只能设法卖文养妻小。此时正好见到蔡校长的自序榷文，他写了一篇文章声援胡生，也就是反驳蔡校长。此文3月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不能尽兴，也不够填饱胃口，好在已有去年四个月的稿在，全够成为一。俞平伯又给顾颉刚写，提议两人“合《红楼梦》的辨”。4月里，他专程前往苏州与顾面。顾颉刚要忙他自己的史学，不在此，便鼓励俞平伯独力担当此。俞平伯到杭州，埋头著书。
5月底，俞平伯带着已经成了一的《红楼梦辨》书稿，赶到苏州，与顾颉刚谈稿。此时离俞平伯赴的船只有一个多月，必不顾暑热，倒计时赶写成书稿。7月7日自杭赴沪，8日匆忙为书稿写了一篇《引论》，7月9日下午动身上船。与顾颉刚握之际，俞平伯将《红楼梦辨》的书稿付给他，拜托校勘一遍并代觅抄手誊。
俞平伯这出国，是浙江省公派的赴考察育，但他又因皮肤瘙痒症，仅两个多月就退学国，加上往返程约四个月。时间之短，连那的校对还没有。年底时，顾颉刚请人誊抄的书稿，俞平伯自己修校对，最后请顾颉刚作了一篇序。就这样，《红楼梦辨》于1923年4月由上亚东图书馆出版，这是“新红学派”的首部专著。
与胡适前文重在历史材的考不同，《红楼梦辨》主要是文学的评价和。俞平伯批评了历来红学家中的“猜谜派”和“消闲派”，而认为作者的态度作的主题是：《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的，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对钗黛“无褒贬”或“两合一”。在风格方面，作者是“自发牢骚，自感身，自忏情孽，于是不能自已的发为文章”，风格就是“怨而不怒”。总体评价，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文学中底置是不很高的”，“应列第二等”，“《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代文学之”。
青年俞平伯的眼很高，或者是还不识货，他这早的看法与老师胡适大同小异。书中还讨论了《红楼梦》的时间、地点问题，列出了曹雪芹的年表，与小说人物贾宝玉混为一谈，这是过度去坐实胡适的“自传说”。俞平伯还考了小说人物在八十后的结局，讨论了高鹗的续书，认为是“狗尾续貂”，凡续书都不可能成功。
在《红楼梦辨》一书杀青前后，郑振铎、王伯祥等人曾与他开玩笑说：“平伯这一下可成了红学家了。”“红学家”一词因此而起，刚刚23岁的俞平伯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他的终身定。
《红楼梦辨》是对胡适《红楼梦考》的延续和发挥，“新红学派”因这一文一书而立起了旗杆。而顾颉刚虽然没有著作，但在那两年里他是胡适的助理，俞平伯的陪练。在人看是甘当人梯了，在他自己，不过是练一练学方法罢了。
胡适在《红楼梦考》的结尾写道：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的目的；处处尊重，让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引上正当的轨道去：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学方法的《红楼梦》!
这可以看作是“新红学派”的宣言。从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发表、亚东本新标点《红楼梦》问，到1923年俞平伯《红楼梦辨》专著的出版，标着“新红学派”的立。“新红学派”以注重学史的新方法、作者“自叙传”的新观点和亚东理的新版本，三柱拱立，一举击溃了穿凿附会的旧红学，从此占了主导地。如到1954年，是超过30年；实际上至不绝，已经年。
汝昌发现《懋斋诗钞》，达成胡适在二十年前未遂的心愿
1923-1924年，鲁迅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其中论“之人情小说”《红楼梦》时，无留地了胡适的“自叙传”说。“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而定反最后。……迨胡适作考，乃较然彰明。”以前的解释是说，鲁迅到1927年以后变了认识，不认同“胡说”。实际上《史略》一书在1930年版，1935年重印，论《红楼梦》一章都没有何变，以其“无新意”也。
而在另一边，俞平伯却变了。1925年，他在《现代文学》发表文章《〈红楼梦辨〉的修正》：“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虽明《红楼梦》非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日的我追想，觉得索解无从。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的非谜，亦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至于谁笨谁不笨，有谁道呢!”
1930年，俞平伯为胡、顾通的《红楼梦讨论》作序，明表示：“索隐而之过，惑矣；考而之过，亦未始不惑。《红楼梦》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以小说为，作传记其实，悬牛头，市马脯，既违文，事又甚难，亦无所也。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生平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之，处处以此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十与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
《红楼梦辨》固然显露出俞平伯的早慧和文学敏感，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固守他23岁的观点便作出定论。俞平伯在25岁和30岁时的自我修正，显然趋稳妥成熟。到50年代初出版《红楼梦》时，年过的俞平伯明言正了旧作的两种错误，“本来的错误”和新材明的错误。他不惮于正故我，弃旧图新。
从1926年7月开始，胡适有一长达10个月的欧之旅。1927年5月到上，有一部古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主动送上门来，胡适重价买下，命为甲戌本。年前，胡适在《红楼梦考》中立要考察的“本子”，至此获得了早抄本的实。这不仅仅是一个抄本的发现，而认为是考派最终代索隐派成为学术主的历史转折点。1933年，胡适又在平看到并考察了庚辰本，“新红学派”因此而立不移。
1947年秋，29岁的燕京大学学生汝昌在燕大图书馆发现《懋斋诗钞》，达成了胡适在26年前未遂的心愿。他因发表文章而开始与胡适书往还，并“平生一面旧城东”，在东厂胡同一号相见。又一京大学的校长胡适，把珍贵的甲戌本原借给汝昌，一借个月，毫不吝惜，还借给他其他书籍。对汝昌提议的“本校勘”，表示“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令我们想起蔡校长的大度无私。汝昌与四兄一起，用暑假两个月时间，给甲戌本抄了一个副本。从此开始，到1953年出版了40万字的《红楼梦新》。。
1954年从春到秋，又有两年轻人，27岁的李希凡和23岁的蓝翎，合作写出两篇文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观点。两篇文章到高层的重视，《红楼梦》的径从此而变。
当红学遇上青年，红学便获得了力，总有进。如是年之后，所有这些人物，包括最年轻的“小人物”均已作古，令人之怆然。“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年之后的红学又该如何发展？它还能遇青年，绝处逢生吗？